《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8月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绅士阶层的分化
王
红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保定071000）
关键词：科举制度；绅士阶层；支柱；废除；分化摘
要：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对**、社会、文化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尤其直接改变了*社会阶级结构。科举制度是士绅阶层存在的支柱，而科举制度的停废，意味着其原有阶层流动的渠道不再畅通，于是绅士便分经济、*事等各个部门，绅士的社会角*和价值观念发生了空前的变动。但是，作为统治*社流到新式教育、
会特权等级阶层的绅士地位和身份的变化对清末民初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38（2012）04－0089－03
科举制的实施从制度上保证了“绅士”力量的迅速发展，为皇权统治也为传统社会文明秩序的稳定打下了广厚而牢固的社会基础。当唐太宗在殿后看到新考取的进士们不
［4］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太由欣喜道诗人赵瑕也曾道
绅士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特定范围的封建等级社会中
［1］
“一个统治*社会的特权等级阶层”，的是具有秀才以
上功名或一定职衔，介于官僚与平民之间、有区别与民的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特权等级阶层。绅士的地位是通过绅士是伴随科举制*控制的科举制度而合法化的。因此，度而形成的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
一、科举制度是绅士阶层的制度保障
绅士阶层的形成及其地位的确立，主要由两个最基本的。“绅为一制度所决定：一是封建科举制，二是封建等级制度，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在绝对身份的封建等级社会，绅士阶层享有封建等级制度赋予的特权，是封建**进行统治的社会基础。士子们借助于科举考试来获取向上流动的取得功名，即可出则为士，居则为绅。在传统的乡村社机会，
。“中华帝国的绅会，封建社会的统治直接体现为绅士统治士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他们具有人们所公认的*、经济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绅士们高踞于无数的平民以‘贱民’及所谓的之上，支配着*民间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官吏也均出自这一阶层。绅士乃是儒学教义确定的纲——推行者和代表人。”而维系绅士阶层常伦理的卫道士—
与国家权力利益关系的纽带就是科举制度，它使得官、绅保持一种相互有利的共生关系。
科举制度创造了一种形式上是公开的平等的竞争方式，它第一次抛弃了血缘、门第、出身、家世等先赋*因素，而将学识作为人才选用的主要标准。学问取向对于血缘、门第取向的替代，标志着*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的贵族势力控制权力的世袭体制开始走向衰败。科举制度的推行和逐步完善，从社会制度层面上抑制了累世居官的贵族家族力量对*发展机遇的绝对控制。它相对扩展了上升*社会流动的集团范围。
收稿日期：2012－05－30
［3］
［2］
”赚的英雄尽白头。科举制度最终使得*古宗皇帝真长策，
代的士与官合为一体，改变了*封建社会的基层*和社。“邑聚千数百童生而擢十数人为生员，会结构省聚万数千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数百人为进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
［5］
”，“士”士，复于百数进士而拔数十人为翰林。在先秦时代
已经是社会生活中比较活跃的社会力量，但在当时从*制“士”“官”“士民”度上看与是分离的，而且之士数量较少，社“士”“官”会影响力十分有限。科举制度的推行使与从社会绅士遂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社会*统治的基础上联为一体，
根基。科举制度不仅扩展了社会流动范围，而且也加快了社“功名”“士”会流动的频率，由此而获得的的人数迅速增长；“功名”同时由于官僚职数的限额只能保证具有较高的士子“仕途”，进入使得大多数只获得较低功名的士子居处乡间，“沉积”为乡村社会的领袖人物，构成*封建社会绅士的不仅作为“官”的前身的“士”在乡居时也主要来源。况且，
而且“官僚”退职还乡后也以绅以绅士身分参与社会活动，士身分影响基层社区。
因此，科举制度的实施为绅士阶层存在提供了制度层面的保障。无论*绅士阶层具有多复杂的品格和特征，它的形成和发展终归是与科举制度命运相依、生死与共的。
二、科举制度废除对绅士阶层的影响
作为封建王朝控制社会和维持*统治的工具，科举制度直到清代前半期，作用发挥仍然良好，但到19世纪就开始：“此瓦解了。科举制度的废除影响甚巨，时人严复就曾指出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
作者简介：王红（1987－），女，河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近现代社会史研究。
封建、开阡陌。造因如何，结果如何，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
［6］
面对实现人生目标道路的突然中断，一奋斗目标的士子们，
在彷徨无助过后，不得不为了自己的*以及生计迅速重新考量。科举制度的废除，打破了学识与*之间的必然联系，使得文人角*边缘化，知识阶层*地位下降，士人不再意味居于社会的中心地位。原有上升渠道的制度保证解体，着一些士人不得不另谋生路。科举制度正是以这种突然地“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士子推向他们茫然失措的方式将大批社会洪流中。
按照*四民社会的等秩序而言，只有入仕为官才是顺“正途”，向但在这一时期，绅士阶层的流向不再局限于单一“绅———官”“官———绅”的或流动格局，而呈现出多元分化“身份”的趋向，他们相对淡漠了地位，注重于社会生活的实“功名”际利益，相对冷落了声望，致力于社会职业的实际选择。具体而言：1．趋于新学。清末绅士们经过1905年科举“新制度废除的最后推动，在社会变动的强大压力下，群趋于。新式高等、学”中等师范学院，一开始几乎全是绅士们独占经过新式教育的士子们转化为最早的知识分子鳌头的场所，
，“其阶层；包括在公费或自费留学生中，也有许多绅士分子
［8］
甚至进士翰林的身分”。2．从中不少人具有秀才举人、
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的退出，更是一种*制度的终结。科举制虽然是一种文化教育考试方式，但其本质上更是一种官吏选拔制度，一种*制度。科举制度承担着整合社会内部结构的功能。科举制将文化、经济诸它通过一种纽带连接领域与*权力的结构紧密联系起来，
的间接方式对整个社会进行无形的调节，因此它又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而这种功能的维系与作用则具体体现在士人身上。
，由于科举制度是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唯一的“正途”。而且，绅士阶层便成为上下社会阶层交流的“中介”绅士不具有世袭*，因此这一阶层对于封建的晋阶制度具有强烈的依赖*。在封建等级制和科举制双重作用下形成的皇权、绅权、民众三层权力结构中，皇权通过赋予绅士阶层封建权力来对下层民众社会进行间接统治，绅权在其中有相当的自“君权神授”在的皇权统治下，绅权只是皇权的主*。然而，
延伸，它本身不是*的统治力量，只有依附于皇权才具有合法*。科举制度正是联结皇权和绅权的社会纽带。因而，当维系绅士权势的科举制度发生根本*变革时，这一阶层就会发生剧烈的阶级分化。科举制度的产生滋养了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生命体的绅士阶层的成长，同样，科举制度的衰亡也将使绅士阶层失去社会成分的给养而走向消亡。科举制的废除终断了士绅和官府相联结的重要纽带，使处于新旧两个社会转轨之际踌躇不决的绅士阶层在清末出现了大规模分流。
三、绅士阶层的分化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的社会阶层，都不会主动且毫无征兆与缘由的消亡，必定与当时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产物。绅士阶层的大规模分化乃至消亡当然也与近代*的社会变迁息息相关。
绅士阶层根植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宗法*封建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绅士阶层也随之动摇了。社会，
在封闭的宗法制封建*社会中，士人对*权利的追求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向。在封建制下运行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科举制进行阶人们依靠封建时代社会流动的基本途径—
八股取士使得云云知识分子甘心沉湎级阶层间的相互流动，
于读书应考，不遑它顾。但是近代以来*社会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迁。鸦片战争不仅摧毁了天朝的美梦，同时也向世人宣告了封建社会的腐朽落后。随后进入*的先进生产方式，使得自然经济不断解体，也使得商业经济飞速发展，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对于生活方式、价值观和社会风尚的认识均有了巨大的改变。自然一些埋头于故纸堆的士人也开始重新审视原有的生活追求，分化也就在所难免了，而使得这个封建特权阶层从分化走向彻底消亡的则是于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
“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传统的社会动力和*动力的纽带，是维护儒家学说在*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它构成了*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除，整个社。科举制度的废除直接促成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
了绅士阶层的分化。曾经只沉溺于八股文，以入仕为官为唯
［7］
*。部分无钱无势士子还向社会下层流动，仕途不畅，不得。“南不另谋出路，在利益驱动下，一部分士子走上从*之路皮张之洞督鄂时，兴学练兵，同时并举，其学务之规程，*队之编制，多效法如欧美，致引起莘莘学子之兴趣，莫不负笈来省，期以有所造就。惟读书固可致其显贵，究不如从戎之来得捷径。如是，以无用之秀才、贡、廪诸生，今日入营，不出三而升调之令获矣。厚其禄而宠其身，较之六年小学，六年月，
［9］
”3．从中学，然后始获得一教职员清职，自不啻万万倍耳。
，“士人”商。在全然不同往昔的近代社会弃仕而商成为顺应潮流的一种必然归宿。清末状元张謇以士人领袖的地位“商”向的流动，对于社会风气的转移具有“天下从风”的导。“晚清士绅之经商营工已不再单纯是偶发逐利或赶向作用
时髦，而是从上到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汇聚成一股不可。4．流入秘密社会。当时，在社会进步的强制逆转的潮流”
作用下，相当数量的绅士向社会下层分化，流入秘密社会。
［10］
“群盗以劣绅为窝主，。广东地区劣绅又恃奸捕为耳目”因
在社会危机四伏的20世纪初年，绅士流入会党已是较为而，
普遍的社会分化的重要特征。
科举制度的废除宣告了绅士阶层再生机制的中断，但并不构成绅士阶层消亡的充足理由。因为，科举制度并非是社会阶层间唯一的流动渠道，其它阶层还可以通过捐输等方式获得士人身份。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绅士的分化与其——流出的社会力量远它阶层向士人阶层的转化并不对等—
商、*界大规模转远大于流入的社会力量。绅士阶层向工、
化，职业的流动加速了等级结构和贫富状况的分化，其结果是：一部分人辍学失业快速沦落，一部分人崛起为工、商、*组成新的社会阶级或阶层，因此此时近代界的实力派人物，
绅士阶层的多向分流带有明显的职业*。随着近代*社会生活，社会价值观及社会风尚的变化，传统的功名身分甚至官职爵禄已不再是社会唯一的价值指向，日趋细化的新型社会职业所带来的财富名利使得传统功名利禄失去了固有的吸引力，传统的身分等级结构被近代的职业功能结构所取
代。绅士阶层的封建特权地位逐步失落，且大批士人不断被层出不穷的新的社会分工和职业集团所吸纳而走向分化。
总之，在*社会历史的发生巨变时期的20世纪初年，1905年科举作为社会精英力量的绅士阶层首先走向分化，
使得支撑绅士阶层制度的废弃和1911年封建帝制的倾覆，
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两大基石彻底崩溃。于是，一度在封建社“特权”——绅士阶层由分化开会中为四民之首的封建阶层—
带始走向了消亡。由于绅士的分流是一个阶层地位的变化，有群体*和普遍*。此外，作为社会各阶层之间转换的“中，介”绅士阶层是的分化与消亡既是四民社会解体的表现，又推动了四民社会的解体。科举制度的废除彻底打破了士、农、工、商为主体的四民之间旧有的相互流动秩序，因此它所引起的变动不仅是一个阶层、一个阶级的变动，而是与整个*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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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清实录（第56册）［m］．*：中华书局．1987：917．
（责任编辑董翔薇）
onabolitionoftheimperialexaminationsystem
andthepolarizationofgentry’class
wanghong
（schoolofhistory，hebeiuniversity，baoding071000，china）
keywords：imperialexaminationsystem；gentry’class；pillar；abolition；polarization
abstract：inthelateqingdynasty，theabolitionoftheimperialexaminationsysteminfluencedchinesepolitics，societyandcul-ture，especiallydirectlychangingchinesesocialclassstructure．theimperialexaminationsystemisthepillarofthegentry’class’ex-istenceandthestoppingandwastingofimperialexaminationsystemmeansthattheoriginalflowchannelisnolongerunimpeded，andthengentryclasswenttothelatesteducation，economic，military，andsooneachdepartment．thesocialroleandvalueofthegentryclassexperiencedunprecedentedchange．astheprivilegelevelclass，thechangeofstatusandidentifyhadfar－reachinginfluenceonthesocietyinthelateqingdynasty．
第2篇：科举制度废除
[篇一:科举制度废除100周年祭]
话题缘起100年前的今天，1905年9月2日，在*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被光绪皇帝的一纸谕令终结了。科举制度作为我国传统官方选拔人才的制度，自隋朝诞生以来，人们对其评价形形**，毁誉参半。唐太宗李世民赞叹科举收罗了四海英才，近代西方人则把科举称为古代*的第五大发明。而孙中山考察的结果是:“*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相反的责难却更多。毁也罢，誉也罢，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把科举制度放在历史长河中考察，也许可以更理智地审视这一特殊的考试制度，抛弃其陈腐僵化的东西，吸取其合理积极的因素。毕竟，考试选人是经过历史反复检验并且在今天仍然不可或缺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
早期科举堪称用人制度的伟大*
温春来
核心观点
隋唐科举活泼多样、生机勃勃、贴近实际需要，体现出对公平、公开与公正精神的追求，堪称用人制度的伟大*。现代人才选拔制度的原则与科举制度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连孙中山、胡适等传统的反叛者都对科举赞赏有加。——温春来
科举制度废除100年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统治者禁锢*思想的重要工具，是扼杀创造*、使*落后于西方的根源之一。这样的评价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却在有意无意间把复杂的科举制度定*为僵化、一成不变的东西。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我们不难从科举制度中感受到某种**、多元化与勃勃生机。
早期的科举制度与种种弊端无甚关系
自秦汉大一统*建立以来，用人制度经历了察举、征辟、九品中正制等等变化，其初衷无非是想用推荐的办法选拔优秀人才，但结果却让世家大族垄断了进身之阶，门弟与出身成为能否跻身仕途的最主要依据。这无疑有违公正、公平原则以及任人唯贤的标准，并且贵族对权力的垄断也或多或少威胁到了皇权——一些士家大族甚至比皇帝家族的等级还高，而普通百姓永无出头之日的宿命也减弱了他们对朝廷与国家的认同。如果说弊端百出的用人制度在*与战争时期尚有不便改革的苦衷，隋唐时期*的大统一再次出现之后，探索、实行新制度便顺理成章了。
值得注意的是，今人所认为的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如考试内容限于<四书>、<五经>，只能“代圣贤立言”、不能发表自己的*见解，答题形式为僵化的八股文、脱离实际等等，都与早期科举制度无甚关系。隋唐科举的特点是分科选拔人才，有定期举行者，称常科；有根据需要、由皇帝决定临时举行者，称制科。常科科目主要有:
进士科:考试内容最初为“时务策”五道，要求应试者对现实社会*、吏治、教化、生产等问题提出建议，属于一种政论文。为了避免选拔出来的人流于肤浅，后来又加试儒家、道家经典，历史知识以及杂文(应用公文与论述*散文)等。
秀才科:考试内容为“方略策”五道，对文采与义理都有较高要求。需要注意的是，同后代的科举不同，隋唐科举中许多科目之间并无由低到高的层级关系，例如秀才科并不比进士科低等，而后代秀才的地位与含金量与隋唐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明经科:考试注重经义，要求试子熟读并能记诵儒家的经典文本与权威注解。
武科:公元702年武则天所设，主要考两方面:一是骑射与武艺，二是身体条件，包括体力、体能、身材等。
此外常科中还有明法、明书、明算等选拔专门技术人才的科目。制科按需举行，较为灵活，科目见于记载的有近百种，诸如文律科、武足安边科、智谋将帅科等等，难以枚举。
科举制度体现出对公平、公开与公正精神的追求
隋唐科举活泼多样、生机勃勃、贴近实际需要，体现出对公平、公开与公正精神的追求(例如皇族子孙李洞屡考不中，也只能在祖坟前痛哭)，堪称用人制度的伟大*。现代人才选拔制度的原则与科举制度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连孙中山、胡适等传统的反叛者都对科举赞赏有加。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拔高早期科举的意义，毕竟唐代科举出身的官员的数量也仅仅略多于全部官僚集团的10%。
科举还对*人的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且一直延续至今。北宋汪洙编的<神童诗>称:“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相信其中一些句子一定能让大家会心一笑。2000多年前的陈胜虽也曾发出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但那毕竟是用血与火的*手段来改变命运，科举制度才真正提供了一个平和且更具*作*的手段，使普通百姓也有跻身上流社会的可能，而高贵的家庭如后继无人也充满了破落的危险。
科举制度加强了国家与民族的凝聚力
科举制度被人忽略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加强了国家与民族的凝聚力。科举培养了一个有着相同价值观念的官僚与儒生阶层，他们在全国流动，为官、任教，宣扬同一种理想，促进了民众对皇帝、朝廷、国家的认同，对维系思想方面的一统贡献至巨。
总之，我们在思考科举制度的是是非非之时，有必要把不同时期的科举区分开来，并注意其在用人制度之外的意义。我们也不要奢望能够得到一种对科举的定论，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群，对同一段历史总有不同的认识。盖棺却难以定论，这是生活的常态。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
八股:科举极盛之时的反思
黄国信
核心观点
逻辑的推论、改革家的抨击，似乎都不能说明明清极盛的科举制度只是束缚人们的思想的工具，何况人们的批评所集中的两个方面与明清科举制度的实际发展有相当大的出入。如果排除内化于*文化的非发散*思维习惯，如果要进行价值评判，明清科举制度对于我国乃至全球的历史演进的影响都是有相当意义的。——黄国信
自发明并实际使用以来，进入明清，科举制度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如果一种制度也可以按照源于生物学的进化论来比照，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便进入了极盛时期，因为1905年它被废止了，所谓极盛必衰、必亡，衰亡之前自然就是“极盛”时期。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极盛的表现
有研究者专门研究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极盛的几个表现，一是学校与科举联系在一起，必须经过学校学习才能参与科举考试；二是三级考试系统之外，增加了乡试的预选考试；三是完善了科举考试诸如学额分配、防范*等制度细节；四是创立了缓解新进士压力的观政制度；五是创立了从进士中选拔庶吉士以储备高级人才的制度；六是明中叶以后形成朝廷及地方要职均由进士充任的制度。
明清科举制度最为人诟病之处是答题标准和答题形式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确实在以上六个方面都有重要进展。然而，在我们从舆论得到的信息来看，明清科举制度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也是最为人诟病的地方，还在于考试作答须以朱熹注<四书>、<五经>为依据及答题须以八股文为形式两个方面。自明清之交以来，特别是科举制度废除以来，科举制度的成就往往较少为人们所提及，而“明清科举制度进入鼎盛时期，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一类的说法占据了舆论的主流，而这类说法的依据就在于上述两个方面。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康有为、严复等人都对八股文作过激烈的批判。明清科举制度的“极盛”，是被一批批思想家定位于答题以八股文为文体和以<四书>、<五经>为标准两个方面的。显然，讨论至此，问题就比较有意思了，原来专门研究者所分析的明清科举制度极盛的表现，与一般舆论中的明清科举制度极盛的表现竟有极大不同。
八股文只是一种文体的格式
其实，即使就八股文而言，启功先生早就有过相当中肯的评论，他认为明代成化年间定形的八股文只是文体的一种，就像外国的十四行诗一样，既是文体，我们不会强行要求人家的诗不能固定为十四行。对八股文，其实亦应当作如是观。
作为一种国家考试，规定考试用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同样，考试要以朱熹注<四书>、<五经>为依据，从逻辑上说，它应该是限制了考生的思想空间，舆论对其诟病，基本上也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但是，作为一种国家考试，规定考试用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至少是保证考试公平的一个手段。而且，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并非仅仅考经义，亦考时务策论。其实，儒家的<四书>、<五经>只是“经”而已，从义理的角度出发，阐发出的实际行政办法，可以多至无穷，策论之灵活，可以考察考生之能力，即由此而来。八股取士，成就了明清时期无数的*家、思想家与学者，我们熟知的海瑞、张居正、宋应星、徐光启、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严复、林则徐、蔡元培、黄炎培，都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
逻辑的推论、改革家的抨击，似乎都不能说明明清极盛的科举制度只是束缚人们思想的工具，何况人们的批评所集中的两个方面与明清科举制度的实际发展有相当大的出入。作为曾经猛烈地批判科举制度的变法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后来很快就要求恢复科举制度，而亲眼目睹废科举后人才选拔无序状态的*家孙中山，则更是几乎全面肯定了科举制度的意义。
我们反对对待历史问题的悖事实逻辑推理，但本文仍然希望以逻辑推理来结束。笔者认为，如果排除内化于*文化的非发散*思维习惯，如果要进行价值评判，明清科举制度对于我国乃至全球的历史演进的影响都是有相当意义的。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
科举制缘何在清末寿终正寝
刘正刚
核心观点
对科举制不满的声音在鸦片战争后日渐强烈。西方列强用*舰打开*大门，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文化。中西对比，对*知识分子形成强烈的心理冲击。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有识之士痛斥科举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呼吁改革。——刘正刚
鸦片战争后，中西对比对*知识分子形成强烈的心理冲击，兴西学、改科举成一致呼声
其实，科举制自隋朝正式施行以后，也不是畅通无阻的，至少元朝就没有认真实行，明朝朱元璋也曾一度废除。明代中后期的皇帝消极怠工，数十年不上朝，科考后文人得不到任命，对科举制也是重大打击。明末的启蒙学者虽是科举制的产物，却对科举制持批判态度，黄宗羲“愤科举之学禁锢人，思所以变之”；顾炎武痛骂科举造成“学问由此而弃，心术由此而坏”。清朝推行科举制，目的是争取汉族精英的合作，*其统治的正统*。但康熙、乾隆都意识到了科举取士的弊病。
对科举制不满的声音在鸦片战争后日渐强烈。西方列强用*舰打开*大门，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文化。中西对比，对*知识分子形成强烈的心理冲击。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有识之士痛斥科举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呼吁改革，提出“不拘一格降人才”，主张以实用知识作为考试内容。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从发展洋务的实际需要出发，大力主张兴西学、改科举，重视实用人才培养，模仿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建立各级学校。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不断向士大夫灌输西方科学与教育思想，也促进了*士人的观念转变。外国传教士也认为科举是“利少而弊多”，建议设立机构学习西方科技。在内外一致要求学习西学的声浪中，一批书院以新的面貌出现，它们将西学引入课堂，开设“天文历算”和“万国公法”等课程。
1901年后，随着清*“新政”的推行，*、*事、工商、法律、教育文化等方面发生一系列变革，对新式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废科举几乎成了全国上下的一致呼声。1902年清*颁布<钦定高等学校章程>，鼓励高等学堂开设算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动植物和外文。终于，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一批实权大臣联合上奏，要求废除科举制，大力兴办学堂，得到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批准，下诏从1906年停止所有科举考试，科举制遂寿终正寝。
科举制与晚清以来的富国强兵和工商业近代化已是风马牛不相及
应该说，科举制的废除，改变了隋唐以来的千年大法，奠定了现代教育体制的基础，对于社会发展大有裨益。科举考试确实存在考试内容僵化、学风浮薄和轻视自然科学等负面效应，造成士人空谈“义理”，脱离实际，难以选拔高素质人才，与晚清以来的富国强兵和工商业近代化已是风马牛不相及。传统的私塾与书院，根本无法和西方学堂相提并论。但作为一种延续千年且影响深远的选官和教育制度，自然有其合理*。科举被欧洲人称赞为*人的“一种创举”。从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来说，科举制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为*“第五大发明”。其最大优点是相对公平*，以文取人，“不论平民贵族，一经考试合格，即可做官，备位卿相，亦不为僭，此制最为平允，为泰西各国所无”(孙中山语)。科举制实际上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平等竞争机制。
废科举等于卸掉了传统*社会*文化的发动机，加速了清*的土崩瓦解
科举制以成绩取舍，尊重才学，广泛持久而强烈地激发学子发愤求学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学而优则仕，客观上造成了社会重视人才的风气，对遏制商业社会拜金逐利的风气有积极作用。科举制不仅仅是一种文官考试制度，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整合机制，对社会上下沟通互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今科举制虽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以考试选才的方式仍为世界各国所沿用。作为选官制度，科举制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
废止科举，等于卸掉了传统*社会*文化的发动机，庞大的中华帝国势必停止运转。美国学者g·罗兹曼作为局外人也许看得更透彻:科举曾充当过传统*的社会和*动力的枢纽。这种考试是为维持儒家的国家正统的运作需要而设计的，是授予特权和打通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手段，构成了社会理想的*模式。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整个社会失去了作为自己特*的制度……终止科举制度的行动，斩断了两千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这个行动逐渐呈现出来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远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1905年所明显预见到的那些后果来得严重。
在未创立替代制度的情况下仓促废除科举，对准备科举者的士人出路缺乏妥善安排，教育与考选体制的衔接不畅，导致人心急速涣散，传统士大夫阶层分崩离析，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导致了社会势力的重组，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也加速了清*的土崩瓦解。
作者系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西方公务员制度并非科举的传承
唐贤兴
核心观点
比较古代*的科举制度与现代西方的公务员制度，至少有两个方面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分析。一是两种看来有些相似的制度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二是为什么这么“早熟”的科举制度积弊日重难逃被废厄运，而公务员制度却在不断的变革中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都采用的制度?——唐贤兴
西方知识界至少从19世纪初开始关注*古代的科举制度，大量的研究认为科举制度对西方*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比较有共识的一个结论*观点是: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起源于*的科举制度。
谈到科举制度与西方公务员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至今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表明，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在形成过程中直接借鉴、采用了*古代的科举制度，或者说用科举制度的一些形式和原则来改造它们当时的*体系及其官僚制度。
学术界对两种制度的传承关系的肯定依然是一个“未经*的假设”
迄今为止的学术研究对这种传承关系的肯定，依然是一个“未经*的假设”。早期西方知识界人士对科举制度的关注和由衷抒发的赞扬之情，一方面是在抨击他们自身的吏治弊病，另一方面是感叹*的发达和繁荣，而不是直接赞美*“早熟”的*制度和吏治体系。他们对*社会的结构、*制度和管理体系缺乏客观和深入的了解和理解。虽然自此之后的学术在不断积累，但今天学术界对两种制度间的传承关系依然停留在猜想、引用早期思想家的言论的阶段。
时间的先后不能成为形式相似的两种制度存在渊源或传承关系的*
形式相似的两种制度在历史上的先后并不能成为它们存在渊源或传承关系的*。的确，在西方国家建立和形成资产阶级**制度、从而构建公务员制度的时候，科举制度在*已经运作了一千多年时间，古代*的科举制度确实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员考试制度，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与科举制度存在一些形式上的相似之处，但谁能*后者是前者的一个蓝本呢?文化人类学家认为，不同地方的文化是因为传播、相互影响而产生而发展的。人们毫无疑问能接受这一命题。但是，人类学家同时告诉我们，一种文化的内核是很难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而发展变化的。
实践中看不出西方国家构建公务员制度时对科举制度有多少实质意义的移植、借鉴和改造
现代公务员制度在西方国家产生的一个总体背景，是以选举和党派*为主要特征的资产阶级**，需要有一批“*中立”的职业行政人员来维护*稳定。最早了解科举制度的英国，也是最早建立公务员制度并对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产生广泛影响的国家。它在18世纪初期通过议会的一系列法案把官员区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并明令禁止事务*官员兼任议员和参加党派活动。此后，公务员制度不断在变革中完善，各种改革方案明确了公务员的考试制度。从实践中看，英国的各种法案既没有明确提到要借鉴科举制度的做法，也表现出与科举制度明显不同的考试和选官原则。
为什么“早熟”的科举制度难逃被废厄运，而公务员制度却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采用的制度
比较古代*的科举制度与现代西方的公务员制度，至少有两个方面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分析。一是两者看起来有些相似的制度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如果有区别，则它们说明了什么问题?二是为什么这么“早熟”的科举制度积弊日重而难逃被废厄运，而公务员制度却在不断的变革中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都采用的制度?
科举制度中的官员不是“公务”员，这很能说明两种制度在*上甚至价值上的重大差别。科举制度看起来具有“开放*”——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考试步入仕途，全部官员都通过考试。但是，*社会和*本身并不是一个“开放*”和“多元*”的结构，*集权通过科举制度把知识阶层最大限度地吸纳到官僚集团中来并使之官僚化，从而巩固了*集权。作为一种单纯的人才选拔和任职资格考试的制度，科举制度不包括官员任职的全过程(规定其职位、权力、福利、责任等)，因此它不可能是一个相对*的制度或系统，而是与整个*体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与此相反，西方国家的公务员考试的制度安排只是整个公务员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也就是说，公务员制度不仅包括考试，更包括任职、考核、待遇等一系列规定，是一个与其他制度联系较少的相对*的体系。这也正是其公务员的考试制度仅适用于常任的事务*官员的原因所在，也决定了它能够具有与科举制度的“悲剧”不一样的命运。这些重大差别不正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所谓的“传承”关系具有很大的虚构*和想象*吗?
[篇二:12月6日:清朝废除科举制度]
1768年——<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版出
1790年——美国国会从纽约搬到费城。
1839年——林则徐奉道光帝令，宣布停止中英贸易。
1873年——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写信给数学家戴德金，说他已能成功地*实数的“集体”是不可数的了，这一天也因此成为了*论的诞生日。
1877年——<华盛顿邮报>开始出版。
1877年——发明大王爱迪生展出了他发明的世界上第一台留声机。
1905年——清*设立学部，科举制度结束。
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建议清*设立学部，统一管理全国教育。
1905年——政务处又奏请清廷“行设立学部”，以统辖各省学堂，使全国学制划一整齐。同年，清*决定设立学部，调任荣庆为学部尚书，由熙瑛补授左侍郎，严修署理右侍郎，协助尚书工作。学部一级共设官11人，学部之下设5司12科。学部成立后，各省改“学政”为“提学使司”，府、州、县设立“劝学所”，以作为地方教育的行政机关。清朝设立学部，标志我国历史上延续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结束和近代教育的开始。
1905年——探险家阿蒙森探明地球磁极。
1907年——清末立宪运动兴起。
1917年——芬兰宣布*。
1921年——英国和爱尔兰签署条约规定，除了北部6个郡划归英国外，爱尔兰南部的26个郡建立爱尔兰自由邦，接受自治领地位。英国从上述地区撤出*队。爱尔兰从1800年起，为摆脱英国的统治争取*的运动，终于获得了成功。
1928年——玻利维亚和巴拉圭战争开始。
1929年——土耳其妇女开始享有选举权。
1938年——*同*商谈两党合作。
1938年——纳粹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访问法国，两国外长在巴黎签署了互不侵犯和和平解决纠纷协定，又称<法德宣言>。德国签订这个协定，是为了在欧洲进行大规模战争争取一些时间。1940年5月，德国背弃宣言入侵法国。
1941年——苏联*队开始在莫斯科全线转入*，使莫斯科战役发生了重大转机。苏*在这次*中给予德国法西斯沉重打击，歼灭德*50个师，粉碎了希特勒拿下莫斯科的计划。
1950年——**志愿*和朝鲜**解放平壤。
1957年——首都一千多名科学干部下乡劳动锻炼。
1957年——美国实验*人造卫星*。
1966年——第一届*新运会结束。
1966年——英国吁请联合国制裁罗得西亚，包括石油禁运在内。
1971年——印度承认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同印度断交。
1972年——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最后一次发射在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中心开始。
1979年——*谈“小康”。
1983年——西班牙“宪法日”，标志着佛朗哥*统治的结束。
1984年——英文版<*文集>在伦敦出版。
1984年——*新闻学会成立。
1992年——印度爆发教族骚乱。
1994年——朝美互设联络处。
1996年——庐山被批准为“世界文化景观”。
1997年——首次南极跳伞三名探险者丧生。
1997年——俄空*运输机坠落民宅。
1998年——第13届曼谷亚运会开幕。
1999年——南疆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200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刘知炳被查处。
2004年——电影<天下无贼>在*首映。
[篇三:回眸废除科举制的真相]
引子
1900年8月17日，侵晨。
八达岭外，岔道城中，某院落。
院中，有一条板凳。板凳上，有一男一女，“贴背共坐”，仰天沉思不语。男子年纪约在三十左右，身着半旧黑*湖绉锦袍，“发长逾寸，蓬首垢面”；女子看似六十开外，“布衣椎髻”，一副“乡姥姥”模样。虽仅初秋，晨间却是“寒气凛冽，森森入毛发”，而这一男一女，竟已枯坐了一夜。这男子，便是光绪皇帝；这老妪，则是他的姨妈，慈禧太后。
二人贵为帝后，境遇却这般凄凉，形容竟如此狼狈，何也?原来，二人刚刚逃出京城，正走在“巡幸山西”的路上。“巡幸”，换作今日习语，客气一点，叫战略撤退；不客气，则叫避难。二人身为*最高领袖，统领文武，保育黎元，难从何来?难，即所谓“庚子之难”(公元1900年即光绪二十六年，以干支纪年，则称庚子年)。庚子仲夏，慈禧下诏，对万国宣战，不幸，反被八国联*打进京城，帝、后不得不仓促“西巡”，暂避风头。
宣战之举，固然丧心病狂，但非事出无因。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指两年前“戊戌变法”后，“帝党”中人虽被杀或黜，慈禧仍对“帝党”愤愤不平，乃有废光绪、另立“大阿哥”(溥儁)之意。
风声走露，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随即大倡“保皇”之说，鼓动舆论，各国公使对此亦持消极乃至反对的态度。慈禧认此为“粗*涉内政”，愈发愤怒。近因，则指去年以来在直隶、山东等地闹得沸沸扬扬的“义和拳”运动。拳民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捣毁教堂，大肆捕杀“*子”(谓外国人)、“二毛子”(谓入教之*人)。时人有诗“赞”曰:“功名鼎盛黄巾起，师弟师兄保大清”；慈禧则嘉许为“朝廷赤子”，并有意利用这种群众*，对各国施以“惩戒”。怎奈“义和拳”吹嘘的各类“神功”毫不见效，一遇外*的长qiāng大*，则望风披靡作鸟兽散，战守俱无可恃，终于导致首都沦陷，辇毂播迁。
姨、侄二人在冷板凳上一坐整宿，追忆两年以来种种风云变幻，自问今日残局何以致之，又将何以了之。左思又想，竟琢磨出一段为期十年的“新政”。
晚清新政
若将“新政”视作一篇文章，则此文以“罪己”开篇，以“变法”为纲，以废除科举为核心内容，而以清朝覆灭为终篇。以下，请略具纲目，稍加点评，看一看亡国之前的回光返照是何等气象。
1900年8月20日，下诏罪己，并总结*积弱之由:“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所谓“私”字，即指传统*建基于宗法血缘组织，造成“惟知有家，不知有国”的事实。梁启超讥李鸿章，谓其“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其实就是“私”字作怪，盖“朝廷”者不过是帝王之“家”而已。梁启超之政见，一度称“保皇”，终改为“保国”、“保种”，则是突破了这个“私”字，不再汲汲于作什么“最后的贵族”，而以新时代国民自居。所谓“例”字，则指国家行政、法律及人事系统，文法程序过于繁密，*作效率低。窃谓循“例”虽不免造成胥吏玩法的消极后果，但是，有例可循总较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为优。一个国家，虽不免有非常之事，虽不免出非常之人，一时一地，或不能尽守成法、尽遵定例，但时过境迁，还是要走回依法治国、循例治事的平常道路才好。
1901年1月29日，颁布“预约变法”上谕。此谕无具体内容，却是“新政”时期的纲领*文件。首先，将此次变法与两年前的戊戌变法作了区别:“康、梁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其次，将变法的话语主导权从维新派手中夺了过来，谓戊戌年*维新派不过是“剪除叛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再次，强调虽变用西法，仍须注意实际*作的“本土化”:“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最终，圈定变法范畴:“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既曰“西学之本源”，言外之意，则除了君主制(所谓“不易者三纲五常”)不能更动，诸凡*、*事、教育、法律等重要领域(所谓“可变者令甲令乙”)，俱可改革。
1901年4月21日，诏设督办政务处，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等为督办政务大臣，主持、推动变法事宜。按，清代二百余年间，新设机构为前代所无而极重要者，有三，分别为办理*机处(省称*机处，雍正时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省称总署或译署，咸丰时设)及督办政务处。设立新机构之初衷虽不同(分别为处理*事、外交和变法事宜)，然而，随着事态发展，原本只具有临时、机动*质的机构，却因主其事者莫非显贵，及所办事项为当务之急，最终都变成了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这是清代*的一个特点，也是*政体内最易产生的现象。因情急势迫，*将一部分本属于常设机构的权力集中至某个新设机构，对于提高效率、解决问题来说，固能收取速效，只是，这么一来，便破坏了分权制衡的格局———君主*国家似乎谈不上分权制衡，但就其制度设计而言，各部、院、省各司其事，互为监督，确具分权制衡的*质。并且，此举实具“秘密*”意味。平素应公开、循序、多层级办理的公务，此时皆由一二主事者(或*者，或权臣)于密室之中、密札之内决定，办事效率固然大幅提高，然处置之妥当公平与否，大可怀疑。古今中外之“秘密*”因不受监督，莫不具有事与愿违的反动*，督办政务处亦不例外。此一机构若能切实推动变法固然是好事，但是，若此机构于明诏大诰以外，别有授受，只是片面变法乃至阻挠变法，那就好事变成了坏事。事实*，督办政务处在“新政”末期避重就轻，翻云覆雨，不仅未能有效推动变法，反而成了变法的阻力。
1901年7月12日至20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响应*号召，联名三次会奏，拟议变法，此即著名的“江楚会奏三疏”。第一疏论育才兴学，所言以教育制度改革为主；第二疏论致治、致富、致强之道，所言以变通*成法为主；第三疏介绍西法之“切实易行者”。
“江楚会奏”体大思精，有破有立，其主要内容几乎被全部批准，径可视作晚清“新政”的*作大纲。因本文仅述废除科举，故此下除非必要，于“新政”其他内容不作介绍。
1901年8月29日，谕:今后科举考试禁用八股文程式，改以策论试士。
张之洞是急先锋
科举创自隋代，至此已历千年；八股文创自明代，至此已历数百年。其利弊得失，言者纷纭，不胜指数，然括而言之，两句话可以说明白。第一句话，科举，是维持传统*内部阶级流动最有效也最公平的制度*保障(拙文<废除科举得与失>略论此义，读者有意了解，不妨参观)。第二句话，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乃至惟一方式，是废除科举的主要原因。
废除科举的急先锋之一是张之洞，张之洞最为后人称述者，是“中体西用”理论，若借用张氏的体用论概括清代的科举制度，我们可以说，科举为体，八股为用。科举为体，没问题；八股为用，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八股文根本就没用。八股文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读者可参看邓云乡撰<清代八股文>，此不赘言；其消极作用，则以梁启超所论最为晓畅警切。
梁氏谓，因八股程式规定，禁用秦汉以后之书，于是，大多数应试者皆不读书(除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谓“四书”)，乃“不知汉祖唐宗为何物”，“更无论地球各国矣”。然而，就是这*，一旦考取功名，竟也“致大位，作公卿，老寿者即可为宰相矣”。国民皆以参加科考的读书人为表率，读书人既如此，则国民尽成愚民。以此，欲不亡国，“岂可得乎”?“故深知*实情者，莫不谓八股为致弱之根源”。
梁氏此番议论发表于戊戌变法以前，并直接促成1898年废止八股，改用策论。但变法失败，八股旋被恢复。然不过两年，八股被再度废除。可见，八股无用，渐已成为当时人士的共识。前云科举为体，八股为用；现在八股业已废除，则科举一变而为“赤身裸体”。当此大变革的年代，科举之“裸奔”必须叫停，则又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早在1895年，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初次见面，张之洞对教育改革的意见便令对方佩服。1897年末，张之洞派姚锡光赴日本考察“其国立学、练兵，兴革之由，训练之法”，似已有废除科举的谋划。1898年，他所著<劝学篇>被光绪皇帝钦命刊发全国，俨然作为维新运动的指导*文件。但是，变法失败，他谨守“*正确”(此为洋话，*话叫做“明哲保身”)的信条，再不敢轻易吐露与康、梁等“维新派”相同的意见，尽管其立论基础大相径庭。至此，风向再变，连皇太后都认可废除八股，那么，前此未竟之“妥议科举新章”的话头，不又可以重新提起了?于是，“江楚会奏”中这才有了“酌改文科”的建议；于是，张之洞这才成为近代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入京前，在地方力倡教育改革；入京后，任大学士，派管学部，主持教育改革)。
然张之洞力倡废除科举，并非全无阻力，而此种阻力，又不可径以“保守”、“反动”名之。先讲个故事。1904年的科举考试，是*最后一届科举，其时，张之洞正大力推进废除科举。之洞侄婿林世焘，在此届考试中以候补道身份考中进士，世焘本欲“请归原班”(即补一个部、省的实缺)，之洞闻信，乃一日内连发五封电报，严责世焘，命其无论如何，一定要考取“馆选”(即入翰林院)。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两个问题。一，张之洞素以自己中进士、点翰林是纯粹读书人为傲，不太瞧得起非“正途出身”及没有学问的人。若论出身正、有学问，天下之大，谁比得上翰林学士?以此，他要劝侄婿努力跻身翰林院。二，他对废除科举之后的情形并不乐观，生怕再有反复，侄婿因“误入歧途”而影响日后的发展。事实上，在废除科举后一段时间，对于“学堂”、“留洋”出身，旧日士大夫乃至一般舆论并不引为荣耀。一生欲作“帝王师”而不得的王闿运，于1908年特授翰林院检讨，尝赠诗张之洞，对“新学后进”大加调侃，诗曰:“愧无齿录称前辈，喜与牙科步后尘”:“齿录”，指科举时代同榜中式者汇刻之姓名籍贯三代履历，即同年录。“前辈”，后入翰林院者对先入者的尊称。“牙科”，谓学制改革后，“海归”学者亦可获举人、进士头衔，其中有医科毕业生；闿运特标以“牙科”者，盖有意引人发噱也。
琉璃蛋变硬骨头
回头再说废除科举的阻力。
当时大臣，阻挠废科举者，以王文韶为领袖。文韶时任武英殿大学士、*机大臣，一贯以“明于趋避”著称，人送外号“油浸枇杷核子”。怎么讲?盖“枇杷核子固滑矣，若再加以油浸之，其为滑殆有不可以方物者”。他还有个外号，叫“琉璃蛋”，亦是滑不溜手之义。谁成想，这么个老滑头，在讨论是否废除科举时，竟然摇身一变，变成一块难啃的老骨头。有人问他对废除科举有何意见，他说:“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
张之洞虽系一时人望，变法虽为当务之急，文韶此语既出，教育改革却不得不放慢步伐。文韶哪来这等威望?
原因是，他在庚子之难时立下一桩“大功”。帝、后“西巡”，备极苦辛，而*机处共八位大臣，因公因私，竟有七人未能“侍行”。惟有文韶，当风烛之年(七十一岁)，以蒲柳之资，自京而晋而秦，随扈左右，未尝少离。考虑到他的仕履———出身正途(咸丰进士)，久经考验(历任道、司、抚、督及北洋大臣)，谙练政事(历官户、兵、礼三部)，*过硬(戊戌*后取代翁同龢进入*机处)；再加上这分患难君臣的交情，文韶的发言，对朝野上下来说，实在是极具分量。
督办政务处以*机处为班底组成，张之洞与刘坤一、袁世凯作为封疆大吏，不过“参与政务处事宜”而已，故一事一议之可否，其决定权仍在*机大臣手中。当日*机领班为庆亲王奕劻，其人最大特点为“好货”，“苟满其欲壑，无不可”。彼时教育改革尚未进步到产业化阶段，看不出油水何在，奕劻对此事不置可否，可想而知。其余几位，荣禄、崑冈、鹿传霖及瞿鸿禨，对废除科举或多或少持赞成意见。那么，只需搞定王文韶，科举即可废除。但是，他已立誓“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难道，此老不退不死，则科举不能废?从事实来看，确实如此。1905年6月30日，王文韶“免直*机”，二月后，颁布废除科举之谕。
然自1901年8月下诏禁用八股至1905年9月下诏停止科举，足足四年时间，朝野中外，有心有力废除科举者，就啥也没干，光等着王文韶退休?是又不然。改革既不可直线速成，那么，道路迂折一点，手段隐蔽一点，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篇四:废止科举制度的大智慧]
科举制度在百年前的今天终于寿终正寝了，这是***生活、社会生活和教育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作为一项对**有巨大影响的制度嘎然而止，并没有引起什么震撼，社会并无什么动荡，似乎是不可想像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与科举废止的程序上精心设计，妥善地处理废止的善后工作关系至关密切。
一、科举对社会方方面面的重大影响
科举制度是一项延续了一千几百年之久的*制度、教育制度。它起源于何时，学界争论颇大。这主要是科举制度的定义、标准理解不同引起的。如果说科举是“分科取士”制度，那么它的历史从汉代便开始了；如果科举是“怀牒自应”制度，那么它的历史从魏晋南北朝便肇始了；如果科举是“专以文衡”制度，那么它在魏晋南北朝也就起步了；如果说科举是毋须皇帝下旨的“定期考试”制度，那么它起源于唐代之初；如果说科举是非常严格的考试的话，那么它发轫时间当在宋代；如果说科举是考试程序严明的制度，那么亦可溯源于宋代。林林总总的关于科举起源的观点，都说明科举制度对*社会千家万户的影响，至迟也是一项有千年历史的*制度和教育制度。
历史的久远与它对社会影响力大小的相关数是一致的。在科举制度存在的那个时代，活跃于政坛的人物，哪一个不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上来的官吏?哪一个光彩照人的人物与科举制度没有关系?如北宋出类拔萃、彪炳史册的就有数十人之多，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包拯、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晏殊、宋祁、曾巩、柳永、黄庭坚、秦观、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蔡襄、李公麟、苏颂、沈括……都在各个领域内为*文化的丰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各个朝代从朝廷到地方的官员，都是从科举选拔上来的，是他们推动了国家机器的运转。也正因为有了科举考试制度才能确保古代国家官员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如果没有这种制度，*古代社会是什么样子，是不可想像的。
古代、近代社会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够影响到千千万万个家庭，能够影响到数以万计的士人。且不说宋真宗的<劝学文>诗，司马光的<劝学歌>说:“一朝云路果然登，姓名高等呼先辈。室中若未结姻亲，自有佳人求匹配。”王安石的<劝学文>也说:“读书不破费，读书利万倍……窗前读古书，灯下寻书义。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产生于北宋的民间儿童发蒙教育的<神童诗>，更是老少皆知的。<劝学诗>开篇即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无论是因为人们对读书情有独钟，还是因为有科举考试的*设施，其无疑有利于使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一位诗人如是写道:“老来功名意转疏，自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待晓犹灯火，知是有人夜读书。”偏远的乡村尚且如此，足见科举制度的辐射力之大。在明清，家庭稍有积蓄的，必送子弟读书。或延请师傅培育。如一个家庭经济不能承担，便由家族或联合其他家族集资办学。有的家族不能将所有的子弟培育出来，便召开全家族成员大会，推选出其中的俊异者重点栽培。所以，科举制度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教育生活，还影响到人们的经济生活，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之深远，没有任何一个制度可与之比拟。
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读书人普遍受到尊重。其实，何止是尊重，简直是害怕!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说:“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那时捐班出身的官，人们还不大瞧得起，而且官也做不大，大官必须正途出身，洋博士那时还未发明)，做大官才能发大财。”那时人家生了儿子，“恭维他将来做刚白度(即买办)的，还只有上海十里洋场这一块小地方，其余普遍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婆婆看待媳妇之厚薄，全以儿子有无功名和功名大小为标准。如果农家孩子“能够跟着先生进城过一次考，胡乱写几百字交了卷，哪怕第一场就榜上无名，回家去也算得上出人头地，穷凶极恶的地主们，对这一家佃户，便另眼看待。所以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流行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科举当然成了一件神圣的事业了。”
科举制度在社会的影响之大，于兹可见一斑。
尽管科举考试制度对全社会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但到了清末已严重阻扰着新教育的发展，阻碍着*社会的转型，也使*社会一步步走向黑暗的深渊，是**救亡图存的重大障碍，必须予以废除，为新社会的到来疏通航道。
二、科举制度废除程序设计
科举考试制度历史久远，对社会影响巨大，是一个庞大的*、教育和社会设施。一旦宣布废除，极有可能引起强烈的震动。而当时*列强环伺，如果因科举制度废止而引起士人聚众滋事，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是清廷所不愿看到的。这使得主张废除科举制度者在采取行动时谨小慎微，如履薄*，如临深渊，对废除程序精心设计。
自从科举诞生之日始，砭损之音便不绝于耳，只不过是因为无良法美意取代，便将废科举之议搁置下来。但八国联*攻入*后，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旧调重*变法老曲，科举考试制度改革又一次成为朝野士大夫关注的中心议题。1901年3月，两广总督陶模率先提出“废科目以兴学校”主张，这是他的“图存四策”之一。山东巡抚袁世凯提出了逐年核减岁试、乡试取中定额，另增实学科。随即又有“江楚会奏”——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手上奏，认为“科举一事，为自强求才之首务。时局艰危至此，断不能不酌量变通”；提出了“改革大旨，总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的主张。慈禧太后采纳各位封疆大吏意见，于1901年6月3日发布懿旨:“允宜敬遵成宪，照博学鸿词科例，开经济特科，于本届会试前举行。”两月后又诏令从下一年开始，乡、会试头场试**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考官评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全重一场。这是科举考试的第一步，即改革考试的内容和方式，岁科两考、进士殿试和朝考，内容为**史事及各国*艺学命题，各级考试都不得用八股文程式，一律改用策论。
科举考试改革的第一声，对士人的震撼力不是太大，只不过是内容的小修小补罢了，并没有脱胎换骨，更不用说连根拔起，另起炉灶了。所以，诏令颁布后并未见士人哭爹喊娘，痛不欲生的。但是，此举属于投石探路*质，聪明的士人早已体会出不久定会有重大举措*。
第二步是递减进士及第名额。科举考试从内容上改革只是伤皮未伤骨，大量的读书人只要有一线之机，就一定紧紧盯着不放松，因而仍难以适应清末兴学育才的迫切要求，故要求停废科学制度的议论屡屡见于报章。1903年3月13日，张之洞和袁世凯上<奏请递减科举折>，视科举考试和教育制度为水火*炭，认为新教育、新学堂与科举制度势不两立，要求在次年恩科会试后，即行分年递减科举中额。打算用10年的时间完成由科举选士制度到学堂造士育才的过渡。但是朝廷并未采纳。
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在与张百熙、荣庆联手上奏<重订学堂章程>，又附片奏请递减科举中额，用无阵痛的办法停废科举制度。指出:“当此时势阽危，非人莫济，除兴学堂外，更无养才济时之术。……就事理而论，必须科举立时停罢，学堂办法方有起*，学堂经费方可设筹。惟此时各省学堂尚未能遍设，从前大小各种学堂，尚未定有详细完备章程。”如果此时快*斩乱麻，不仅士人将聚众滋事，而且不利于学校的发展，欲速则不达。明确逐年递减科举中额，时机成熟再停废科举之制。这一十分明智的分科递减之法，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清廷当即谕令:“著自*午科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有成效，再将科学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届时候旨遵行。”同意从1906年*午科开始“逐科递减”。
事实上，当年的甲辰恩科会试就小有变化。该科借闱河南，废誊录之制，考试内容继续改进；进士出路与以前判然有别:“凡一甲之授职修撰编修，二三甲之改庶吉士，用部属中书者，皆令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当年，京师大学堂进士馆便开始招收*卯进士80多名，甲辰科进士30多名。这种作法亘古未有，它表征着科举考试正在向学堂过渡，科举制度的地位正在削减和降低。
第三步是立停科举考试。1904、1905年是*近代史上的多事之秋，国内外情势如箭在弦，一触即发。1904年2月的日俄战争，清廷竟对在*领土上的狗咬狗的战争“中立”。随后的社会出现严重动荡，反清运动风起云涌。学潮接连不断，此起彼伏。清统治者如坐针毡，以前主张递减科举中额者，进而将“递减”向前大大推进一步，转而提出“立停”科举制度。1905年9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和湖南巡抚端方会奏，要求立停科举制度，全力推广学校教育。他们认为:“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囊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就日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材始盛。如再迟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材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很显然，停废科举考试，实在刻不容缓。
尽管1905年9月清帝宣布立停科举有些突然，但是因为前面两步走得十分稳健，士人应该说早有心理的准备。第一步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对于大多数士人而言，就已经觉察出未来科举考试的走向，早已有改弦更张的打算了；第二步递减及第名额，更进一步促使他们易辙转轨。因而，清帝宣布立停科举考试，社会并不感到突然，并未出现有大的震动。
三、科举废除后的善后过渡措施
清廷宣布立停科举考试后，社会并未出现过激反应，还与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设计者提出的两项善后过渡措施有至关密切的关系。
第一项善后过渡措施是清帝谕令立停科举诏书中提出的善后五项办法，这就是会奏中的对废科举后的兴学善后事宜制订的五条“切要之办法”，旨趣全在使学堂“可相维于不敝”。这五条之一的“尊经学”，主要是考虑到“科举一停，将至荒经”提出的拯救之法。要求科举废除后“小学中学均限定读经讲经温经晷刻，不准减少；计中学毕业，共需读过十经，并通大义。”大学堂设有经科，经学更不致荒废。之二是“崇品行”，此即针对科举考试“但凭文字之短长，不问人品之贤否”的弊端而发的，要求对学生“言语、容止、行动、作事、交际、出游六项，随处稽察，第其等差。”之三是“师范宜速造就”，认为学堂不发达是因为“五师”，故应多派员出洋留学，分习速成师范及完全师范，以造就师资。之四为“未毕业之学生暂勿率取”，此系针对各地“不待毕业骤加考试，则苟且速化”弊端提出的，要“使取士仍归学堂之中，学堂不蹈科举之弊”，做到“除学堂实系毕业者届期奏请考试外，其余则专取已经毕业之简易科师范生，予以举人、进土出身。”最后是“旧学应举之寒儒，宜筹出路”，此实求“维持稳定”、“安人心”采取的举措。持旧学人员在废除科举后断了前途，他们“贤而安分，则困穷可怜”，为不致使他们“为非生事”，决定采取“安人心”办法，“十年三科之内，各省优贡照旧举行。己酉科拔贡亦照旧办理，皆仍于旧学生员中考取”。而那些已经进入了新式学堂者，不准入试。
废除科举制度后的五条善后办法，分析了废除科举制度后可能出现的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各种因素，充分考虑到了各方面尤其是旧学人员的利益，精心安排了他们的出路，致使他们不致铤而走险，“为非生事”。对于保守者，科举制度废除的反对者，也打消了他们的各种忧虑，譬如科举废除后人们加倍注重科学，可能出现传统经学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也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第二项善后过渡措施是实行奖励出身制。清帝在谕令立停科举的同时，强调“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亦与科举无异”。新式学校各级毕业生也要参加相应的考试，及格者照样授予出身。因此，科举虽然废除了，但仍然可以满足人们谋取功名的渴望。这样，不仅推动了新式学校的发展，也使士人照样可以获取功名，自然不会有犯上作乱行为。京师大学堂考列优等以上者，可授予进士；各种高等实业学堂毕业生成绩分等与高等学堂毕业生相同，考列最优等、优等、中等者，均作举人，分别以知州、知县、州同尽先补用等。不过，与科举考试制度存在时代的功名不同的是，在进士、举人前冠有所修习的*名称，如工科、农科等。清廷授予詹天佑的功名是“工科进士第一名”，也就是工科状元。学部还允许“考列最优等者应请准其比照优等作为优贡，考列优等者应请准其比照优等作为优贡，考列中等者应请准其比照中等作为岁贡，考列中等者应请准其比照下等作为优廪生，均准收入所升学堂肄业”。
对于留学归国者，亦专设考试。凡通过参加考试者，亦可授予进士、举人出身。1905年，清廷还令各省督抚广加延访学成回国10年以上，学力优长的留学生咨送学部。经学部考试合格，领见请旨赏给出身。考在一等者授予进士出身，二等者授予举人出身。学部还在保和殿举行朝考，根据朝考成绩分别授予相应的功名。著名外交家颜惠庆在自传中对参加清廷的留学生考试有详细的回忆 :“盖应考学生中，有医科、牙科、法科毕业者。我系报考哲学门，主试官为严先生。试题及*，均系英文，亦异事也。试毕发榜，陈君*(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名列第一，我列第二名，季弟德庆(美国理海大学学士)列第三名。施君肇基(康奈尔大学硕士)列第五名。此外尚有五人，均系美国大学，同列一等。赐进士出身。列二等者，多系留日毕业生，悉赏举人。”随后便是赐出身的仪式。从这种仪式看来，与过去科举及第所享受到的荣宠别无二致。对留学生授予功名，寓意是深刻的。此举说明清廷一面很想利用出洋留学生所受的现代教育和所具有的新知识，为清廷服务；同时又惧怕他们变为*分子，*清王朝，成为清廷的掘墓人，心理至为矛盾。
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社会未曾有什么明显的震动，至少没有因为废除这么大的国家机器而给清廷添乱子。而那时正值清廷油干灯尽之时，清廷能在风雨飘摇苟延残喘近十年，与科举制度废除者精心设计，使之平滑软着陆，未使矛盾激化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大智慧。
第3篇：科举制度的影响
[篇一:科举制的影响]
唐代实行科举制度，对教育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由于选才与育才的标准和要求一致起来，科举制度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第一，因为通过科举可以取得名位，一般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都强烈要求进学读书。隋唐以前学校毕业的士人可以做官，隋唐以后学校毕业的士人必须经过科举的选拔，才能取得受吏部考试的资格，经吏部考试合格后才能授官。这就是说，科举制度的产生在客观上推动了封建教育的发展。
第二，科举考试主要是以儒家经典为内容，这对于结束魏晋以来学校教育所流行的清谈学风和玄虚思想，对于学校教育教学内容的统一和标准的一致，对于造成当时出现的所谓“五尺童子耻于不闻文墨”的风气，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科举科目中有明法、明算、童子、武举等，这对于当时社会教育上出现的重文轻武、重经轻算、重*轻儿童的陈规，或多或少进行了冲击，这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科举考什么，学校教育也跟着注重什么，使学校教育完全屈从于科举的要求，在学校完全成为科举的预备机关的情况下，科举制度本身的种种缺点和弊端，也就直接影响着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
第一，科举考试的内容局限于儒家的几部经典章句和华丽的诗赋，考试方法又注重死记硬背，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学校的教学工作也就重文辞少实学，重记诵不求义理，充满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恶习。这既不利于选拔和培养有实际能力的人才，又养成了空疏的学风。
第二，科举考试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起来了。科举成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阶梯，成为他们取得*厚禄和权势的最好门路。因此，读书的目的就是为“十载寒窗，一举成名，富贵荣华，锦衣玉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人生哲学支配了学校教育，严重影响着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
第三，科举考试的最后取舍权是由主考官、礼部、吏部、宰相、皇帝决定的，录取标准又多以权势门第为转移。一般知识分子如果没有靠山、门路，就很难有被录取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请托、重门第、通关节、贿赂、科场舞弊以及私门谢恩等等名利贪贿之风就公开泛滥起来，这严重地毒害着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败坏着学校和社会的风气。科举考试制度对日本、朝鲜和越南曾发生过较大的影响。公元788年，朝鲜开始仿唐制实行以儒学为标准的科举考试制度，直到公元1893年才废除。越南以儒学为准实现科举考试是从公元1075年开始的，直到1915年-1919年间才正式废除。日本在公元676年设立大学寮；大学寮分经、音、书、算四科。入学的资格及手续、科目考试的内容及方法，都与唐代科举考试制度类似。18世纪末到19世纪，在欧洲各国逐步推行的文官考核制度也是吸取了*科举考试的合理因素。1791年，法国首先试行文官考核制度；180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实行文官考核制；1855年，英国开始推行文官考核制。当时，在欧洲封建等级制的土壤里，生长出一大批无所事事的官僚。任人唯亲的宗法原则越来越不适应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机构的需要，这就是*科举制度在欧洲引起重视的原因。有位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美国学者卜德认为，在西方推行“文官”体制是在精神文明领域里，*对西方最宝贵的贡献之一、孙中山先生在所著<五权宪法>中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学过去的”。可见隋唐开创的科举考试制度，对东西方都发生过较大的影响。
[篇二:科举制度的影响]
在奔腾的历史长河中，影响其流向的往往只是为数不多的关键时段，而某些特殊日子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可能成为社会历史进程的转折点。100年前废止科举制，便是影响*社会发展至深且巨的重大历史事件。
1905年9月2日，清*正式下诏，宣布废止科举、兴办学堂。一纸诏书，宣告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它不仅仅是一场教育*，而且是一场*变革，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今年不仅是废科举100周年，而且是科举制建立1400周年。在科举制废止整整100年后的今天，在此千载一时和百年一遇的时刻，我们很容易产生强烈而深沉的历史感。而对科举制这一具有上千年历史的重要制度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废科举这一重大举措进行全面的研究，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
1“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
在*历史上，很难找出哪种制度比科举制的影响更为重大而深远的了。科举制对隋唐至明清1300年间**、教育、社会、文化等各方*有重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科举塑造了*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与知识分子的*格和形象。而且为东亚国家的科举制和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对当今*社会的文化教育也还有深刻的影响。
所谓科举，就是*和东亚国家帝制时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制度。自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建立进士科以后，特别是唐代以后，科举制逐渐发展壮大。到中晚唐时期，绝大部分年份都开科取士。甚至到唐昭宗时，唐朝已摇摇欲坠，战乱不断，还年年开科，认真对待科举取士。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6<乾宁复试进士>说:“是时国祚如赘疣，悍镇强藩请隧问鼎不暇，顾惓惓若此”。唐王朝至昭宗时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但还是念念不忘科举取士。晚唐80年间，只有4年停举，除非万不得已，科场年年照开。这4次停举皆因战乱，政局动荡不安，有时连唐皇室*命都难保才无暇顾及开科。
在“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的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仍，烽火连天，政局动荡不安，在短短的52年中经历了5次改朝换代，前后有14个皇帝走马灯似地登上中原*舞台。但就是在这样*年代，除了后梁有3年因考虑“举子学业未精”等原因、后晋有2年因“员阙少而选人多”而停举外，其他年份一如既往照样不断开科取士。而且，各个地方割据*多数也举办科举考试。可见，朝代可以改，皇帝可以换，但科场却不可不开，这说明科举制在唐代以后已带有强大的历史惯*，能够与时迁徙，与世偃仰，成为跨越时代的一种基本*和文教制度，科举已成为*社会*生活和人文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宋代以后，科举制已成为“帝制时代*最为重要的一项*及社会制度”。经历过元代的反复比较，到明清两代，科举制进入成熟阶段，更为稳固和连续，开科成了几乎是雷打不动的社会大事。即使遭遇战乱和大灾等不可预测的事件，也要易地开科或次年补行。例如1900年发生庚子之变，无法正常举行科举考试，但就是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在河南的情况下，1901年12月还下令次年要补行辛丑(1901年)恩科和壬寅(1902年)正科乡、会试。因此有人曾感叹道:“在如此仓黄播越之中，而对下年之乡、会试，尚复兢兢注意，足见当时视取士之典尚为郑重。”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科举是*古代社会最为特殊的方面。
1864年12月，在狄更斯主编的周刊<一年到头>上，刊载了一篇<*的竞争考试>的文章，谈到科举制的稳定*和独特*，指出科举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唯一避难所。”1866年12月，有位西方人士也指出:“*的竞争*文士考试制度是该国特有的制度，并且持续了一千多年。长期以来，它得到每一个朝代每一位皇帝的认可和支持，得到*普遍的赞同和接受。”
科举制的稳定*和规律*是如此之强，周而复始贯串各朝，连一般皇帝都不敢或不能随意改变其制，或者短暂改变之后又不得不恢复原状。明清时期，每逢子、午、卯、酉年的八月都举行乡试，而八月十五考第三场，几乎是500余年一贯制，以至于科举这种社会活动的出现，有点类似于日月和季节变化的自然现象。这是极为独特的。当一种社会制度的运行，任何人都无法凭个人意志加以改变的时候，便说明其体现了某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在科举时代，因为考试选官比其他选举取士方法更适应社会的需求，所以各个朝代皆将其作为拔取人才的首要途径。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的那些大将*们，成功的侵略者和不可一世的帝王们都在这强有力的科举等级制度无法抗拒的进攻面前，或顽强的抵御之下，为之折服。”包括农民起义*建立的*如明末李自成建立的*、清代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也都实行了科举制，连*周边国家如古代韩国和越南，也模仿*建立了自己的科举考试系统。科举制跨越了*不同朝代和*以及东亚不同民族和国家而被广泛实行，说明它在古代社会有其存在的必然*与合理*。
“科场关系大典，务期甄拔真才。”就像战争意义非常重大因而不能完全交给将*们决定一样，科举在古代实在太重要，对其作重大的变革并不是主管部门如礼部所能决定，而是帝制时代最高决策层，通常需要交由*各相关部门和宰相商议，最后由皇帝本人作出决断。在1300年科举史上，曾经发生六次有关科举存废的争论，虽然也有过几次中断，不过少则几年，至多30余年便重新复活了，因而清代学者梁章鉅以为“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确实，在各种选拔人才的方式之中，科举制是最适应古代*社会的选才制度。
然而，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坚船利*的冲击，欧风美雨强劲东来，*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环境起了急剧的变化。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求变的要求日趋强烈，科举制也陷入空前的危机，终于在1905年9月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2“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
从1898年戊戌变法改革科举，到1905年9月科举制的废止，科举制的革废方案屡经反复，往往是改革或渐废的方案刚公布不久，便被后一道诏令所取代和否定，以至原计划在1911年废科举的规划提前到1905年实施。这是一段匆忙写就的历史，这是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
与科举时代几次废科举的尝试皆以失败而告终有所不同，科举制在20世纪初所面临的社会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将进化论译介进*的严复洞悉世事变迁之理，他曾指出:“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科举制遭遇到亘古未有的严重挑战。
一贯运行有序的科举制，在20世纪最初几年却有点乱了套。虽然统治者还想极力维持科举制的正常运转，但其周期却被打乱。本来1901年应该举行的乡试和1902年应该举行的会试，都推迟了一年举行，而且都改成恩正并科。1903年刚举行过会试殿试，1904年又举行了一科会试和殿试。而且，因顺天贡院被八国联*烧毁，最后两科会试都不在京城举行，这是明清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不仅如此，从考试内容来看，1901年的诏令规定，以后的科场不再考八股文，代之以近代时务，考题涉及*、经济、外交、教育，等等，科举制几乎是脱胎换骨了。另外，会试在点名入场等方面都不按常规，有的地方科试还出现闹场的现象。这一切都显露出科举制衰废的征兆。
山雨欲来风满楼。自1903年以后，张之洞等大臣不断在酝酿废科举的办法，报刊也经常在谈论废科举之事，欲废科举的传闻在社会上此起彼伏，而科举妨碍学堂的现象是导致提前废止科举的直接原因之一、在1903年的时候，尽管京师大学堂已开办有年，且已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但科举的吸引力还是比新式学堂更大。末科乡试前夕，“大学堂两馆生均已纷纷赴汴乡试，两馆所存学生不过三十余人，每日功课亦不认真，徒存大学堂外观而已。设诸公乡试得意，似较学堂出身为优，想诸公必不肯再入堂肄业，以待三年卒业也。科举误人，岂浅鲜哉?”结果，京师大学堂仕学、师范两馆赴开封参加顺天乡试的学生中果真有7人中举，这还不包括改用他名无法查实及返回本省参加乡试中举者。据1903年底王仪通为<京师大学堂同学录>所作序文中说，该年大学堂学生醉心于举业科名，“至四月间乡试渐近，乞假者盖十之*焉。暑假后人数寥落如晨星，迨九月中，各省次第放榜，获隽者利速化，视讲舍如蘧庐，其失意者则气甚馁，多无志于学，胶胶扰扰者先后殆九十，阅月而一星终矣。竭管学大臣、中外教习、管理诸员之心思才力，一岁之春秋两试堕之于无形，故谓学堂与科举能两存焉?”
为了改变世人重科举轻学堂的趋向，兴办学堂，清廷选择了立废科举的办法。先是，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和湖南巡抚端方会奏<请废科举折>，认为:“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材始盛。如再迟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材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因此，立停科举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奏折指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袁世凯、张之洞等人都是举足轻重的南北封疆大吏，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谕准。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提倡科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饬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前因管学大臣等议奏，当准将乡会试分三科递减。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著即自*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午科是原定于光绪三十二年举行的科举乡试，这一上谕的发布标志着科举时代的终结，也预示着君主制度的覆亡。
废止科举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连深谙社会进化和世事变迁的严复，对废科举的后果也难以逆料。废科举后才四个月，他于1906年1月，在环球*学生会上的演说中，谈到废科举的重大影响无法估量时说:“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如何，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严复自称为“浅学微识者”，但他的论断其实具有很强的预见*。
科举这艘自汉*始建造的航船，从隋代起锚扬帆后，历经云诡波谲的唐代河段、波涛起伏的宋代流域、跌宕汹涌的元代河谷，进入波澜不惊的明清水域，经过500余年平稳航行之后，整艘船的复杂精细的结构和部件已经变得老化失灵，行驶至清末，船破恰遇顶头风，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的冲击之下，已是摇摇欲坠。科举制在20世纪初虽也作过一些改革挽救措施，但就像木制帆船再大也有腐朽的时候，在蒸汽机船时代只能落得被淘汰的命运，更新部件已来不及，终于无法阻止其最后沉没。然而，此时东西洋许多国家借鉴*科举而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正在扬帆远航，真令人有“沉舟侧畔千帆过”之感。
3一百年后的历史思考
废科举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不仅仅是一场教育*，而且是一场*变革，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1905年9月2日，在*历史上或中华文明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或断裂点。
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对科举制及与之息息相关的*传统文化的评价跌宕起伏，而在临近废科举一个世纪的时候，我们对废科举的影响应该比20世纪初看得更为清晰。而且，对彻底废止一个延续1300年且影响重大的科举制，即使是现在，也还不能完全看清楚，或许再过100年，人们对废科举的认识，要比今天更为明晰全面。
作为一种选材制度，科举制的连续*之强、影响面之广，在*乃至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科举在当时社会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传统*的*理论和社会实际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曾几何时，科举考试影响无孔不入，正如明末清初在*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zsemedo)所说的:“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大家关切地注意的目标，是大家关怀备至、魂系梦萦的事物。”每逢大比年份，特别是乡试前后，设有贡院的省会城市都处于一种节庆般的热闹氛围，科举不仅是考生及其家人梦牵魂绕的大事，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发榜的时刻，更是当地的重要日子。民间对新科举人和进士的尊崇，已接近于迷信的程度。由于科举影响重大且与读书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科举革废问题往往牵动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千百万读书人的神经。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在1905年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甚至超过辛亥*；就其现实的和象征*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已与过去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
在科举制度废止百年的今天，无论从深刻认识*社会的特*和传统文化的命运方面说，还是从为现实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方面说，总结科举制的千秋功罪，反思废科举的利弊得失，都有必要且有意义。
废止科举是当时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中的历史必然。“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从以“求才为本”蜕化为“防奸为主”，说明经过长久的运作之后，科举制已渐渐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走到选才的死胡同去了。康有为说过:“凡法虽美，经久必弊。及其弊已著，时会大非，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后来梁启超、孙中山、钱穆等人都说过清末废科举是“因噎废食”的话，但我倒认为，从考试制度的发展规律和清末的时代背景来看，当时废科举是历史的必然。即使不在1905年匆忙废止，也会在稍后几年废止，至少会在计划中的1911年废止。很难想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科举制还能长期延续下来，特别在清末内忧外患十分严重的历史条件下，似乎只能用停罢科举这样的极端方式来解决科举与发展近代教育之间的矛盾。选拔*考试竞争过于激烈的话，矛盾和问题很容易层累起来，当积重难返之后，往往会出现矫枉过正的极端办法。只有当失去考试选才这一公平竞争途径之后，人们痛定思痛，才会再度采用考试制度。
对科举的否定评价，在1905废科举时似乎已是盖棺论定了。然而，现代人对科举往往是盲目批判的多，真正了解的少；人云亦云的多，*思考的少。当时间过去一个世纪之后，冷静代替了激愤，理智代替了情绪，我们对待科举，不应再一味地嘲讽和批判，而应在了解的基础上再作分析。例如，过去有些传闻津津乐道哪位皇帝以貌取人，钦点状元，或任意更动殿试及第的排名。其实，那只是极为个别的例外。多数皇帝都是相当看重抡才大典的严肃*和权威*的。科举时代，在国家、制度和人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人虽然是最重要的，但也往往受制度的约束。举子当然是拥护科举制度的，因为那是可能使他平步青云进而为国家效力的制度。即使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不见得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破坏科举制度，因为他也要顾及国家——在当时即皇家的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
亨廷顿曾指出:“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制度是人制定的，然而制度一旦制定之后，人就要受其约束，不能轻易改变了。或者说制度是人们共同约定的行事规则。它不是一种**的、脆弱的东西，而是一种刚*的、坚固的东西。规则对事不对人，既然已经制定，就得共同遵守，除非事先对规则做出更改。<宋史·常安民传>载:熙宁中以经义取士，一般举人纷纷效法王安石的学说，但常安民却特立独行，不随大流。当他在太学春试中考得第一名，试卷启封后，主考官见其年少，欲改变其名次，判监常秩(监察官员)不同意，指出:“糊名较艺，岂容辄易?”这体现了制度的约束力量。糊名誊录制度如此，科举考试的许多制度规定也如此，具有高度的稳定*、权威*与强制*。
值得注意的是，对废科举的评价，从教育视角与从社会、*视角考察，会有明显的不同。科举是*古代的一种取士制度，它属于文官考试，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质，具有*、教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功能。但在清朝末年改革和废除科举时，主要考虑到其教育功能并试图加以弥补，而科举制的其他重要社会功能一般不在时人考虑之列，加上越到后来人们越是注意到科举阻碍学堂的问题，而忽视或几乎忘了它的*和社会功能。废止科举之后，*教育迅速从传统东方型转为西方近代教育，学堂大量增加，留学人数剧增。从教育方面考察科举制的废止，应该说积极的方面较明显。而从其他方面观察，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混乱、文化失衡，使今人在评价废科举的影响时，往往得出并非正面的看法。
总之，真正要评价科举制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这么一个选拔了*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家、大部分文学家和大部分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几乎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科举制废止100年后的2005年，我们不应仅仅将其作为批判的靶子继续敲打，而应将科举文化进行全面的清理研究。可以预见，再过100年后的今天，人们对科举制的评价能更客观、更全面。
[篇三:科举制度对我国制度文化的影响]
我国的科举制度在不断的完善中为我国古代的人才选拔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纵观*历史比较完备成型的各种正规制度，可以发现，科举制度是体系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范形最稳定的制度，它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广泛的影响力，对*的制度文化影响深远。试图从*制度、经济制度及教育制度的角度，理*地考察科举制度对*社会制度影响。
一、科举制度对我国传统*制度的巩固与加强
科举制度不仅满足了我国封建社会不断强化的*集权的需要，而且是君主*的坚实基础。因此，它与封建统治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并对我国的*制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纵观我国历史，可以发现*传统*制度有三大基本特征:一是君主*主义；二是*集权制；三是官僚*。某种程度上，科举制度有力地促进了*传统*制度的发展，是上述三大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能否长期存在下去，最重要的是其能否满足统治者的*需要；而能否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又是得到统治者重视的前提。
首先，科举虽采用了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但实际则逐渐成为强化*集权统治的有力工具，科举考试的标准由*确定，人才的采用与否完全由*决定。隋唐时期，科举制度正式创立，打破了魏晋以来世家世代垄断全国*的门阀贵族控制局面。科举制虽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是按自下而上的先后顺序进行，不论出身，公平竞争上位权。但事实上，可以说，这些自下而上的程序都只是奉命行事而已，科举制实为一种自上而下的选择官员的方式。
在君主*的*之下，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得到历代皇帝的青睐，久盛不衰，在于它网得天下杰出人才尽入皇帝手中。常有人对于科举制度的利弊进行不断地争论，但科举制度却能长期存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科举制度成为统治者广纳贤才为*王朝效命尽忠的有效手段。这样，从*集权到君主集权，封建官僚*日益成熟。就官僚*而言，科举制度通过“学而优则仕”，使文化知识阶层与官僚阶层相结合，维护了封建统治。因此，科举制成为了*官僚社会的制度基础，同时又成为*整个官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科举制度对我国的*制度具有极强的巩固和加强作用。
其次，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是*历史上*改革的一个重大决策，因此导致了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官员选拔录用标准的混乱与失序。直至南京临时*建立后，孙中山先生下达了系列文官考试的批令和咨文，干部选任制度的真空才得到填充。由此可见，科举制度对我国传统*制度影响之大。
二、科举制度抑制了我国封建经济制度的发展
古代社会以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也就等于将“学而优则仕”的儒家观念作为价值取向。而这恰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抑制了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
首先，科举制度壮大了官僚阶层，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科举制度背后是儒家观念的统治，在儒家观念里，商人的逐利被斥为道德低下。*古代以“学而优则仕”作为价值取向，在“士、农、工、商”中，“商”的地位一目了然，被官吏和文人所轻视。很明显，“商”是*传统社会的弱势群体之一、有些人以钱捐官，有些人重新捧起书本，苦读圣贤之书，以求踏入仕途，改换“门厅”。通过科举制，地主、商人等有可能经过十年寒窗苦读，再通过科举考试，最终变成了官僚。在资本主义模式中，经济制度具有这样的结构:土地资本—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而在我国古代封建商业模式中，*中的官僚参与进来，形成了这样的结构: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官僚。由此看来，*封建地主经济制度在科举制度的促进作用下维持下来，这极大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
其次，科举制度重视人文的“文官考试”，不利于经济人才的产生。*古代以小农经济为主，是较为原始的、自然的经济形态。这种形态极大阻碍了经济行为规范的形成。朝廷在对小农经济的管理方面，主要是对其赋税的征收及其使用，因此基本不会考虑选拔经济管理人才的问题。唐代中期一直到北宋年间，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手工业、商业呈增长趋势，但科举制度出身的官僚集团不能对市场日益复杂、扩大的商品经济进行很好的管理，导致唐宋以来，国家权力对新兴经济部门管理能力的较弱，错过了经济制度化发展的良机。
三、科举制度对我国古今学校教育制度影响至深
科举制度与教育制度联系紧密。在科举制度影响下，“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贯穿整个社会，古代社会办学的目的是“储才以应科目”，因此，科举考试便成为教育强有力的推动者，它左右了教育的内容、方法、目的，起着对教育的指导和控制作用。虽然查阅资料显示，从科举制度发展的历史全程考察，科举制度与教育制度的关系较为复杂，但如果从“储才以应科目”的角度分析，科举制度对我国古今学校教育制度的影响十分明显。
1、科举制度对我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影响
科举制度从隋唐开始，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与教育也产生了非常密切的联系，与科举制的发展同步。由于受科举制度的制约，唐代的教学管理制度也不断完善。首先，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直接影响着教学的内容与方法。其次，教学评价制度也直接与科举制度挂钩。如按照唐代国子监的规定，生徒学习若不能科举及第便是无成，只有及第登科才算学习成功，而对教师的考核标准也是看其培养学生的科举及第率。
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敲开了闭关自守的*大门之后，新式学堂开始在*建立。正是由于科举制度对教育深刻影响的存在，形成了当时晚清*发展新式学堂的强大阻力。晚清*从不得已而实施教育改革，直到最后完全废除了科举制。直至今天，人们有时仍把有些功利的应试教育归咎于科举制度，围绕高考制度改革的种种论争矛头也指向了*古代的科举制度。因此，有必要来探究一下科举制度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影响。
2、科举制对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影响
科举制度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树立了一系列的文化理念来为封建社会的主流儒家文化服务。如建立了“用考试来选拔人才”的机制，给全国*一种平等的观念，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还建立了“以‘四书五经’作为出题来源，并以‘八股’形式作文”的机制，以“愚民”的形式来维护封建统治，等等。科举制度对现代教育制度和文化理念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科举制度“考试选拔人才”的文化机制已成为现代教育的基本准则。这样的机制不但可以选拔人才，还可以给公民一种“平等”的观念和感受，让他们不论贫贱富贵都有一个向上的机会，有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
其次，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借鉴了科举制度的相关理念和规定。科举制度设立以前，*古代社会没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管理教育，教育的水平和范围都受到了局限，教育在当时只是一种贵族的奢侈品。然而，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后，教育的水平和范围都得到了提升和扩大，使得教育变成了一种适合普通大众的“大众教育”。公民的素质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与该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大众教育”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与科举制度的产生。
同时，科举制度对现代教育制度和文化理念有着消极影响:
首先，科举制度大大宣扬了“学而优则仕”，“惟有读书高”的儒家思想，直到今天还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社会。在科举制度下，参加科举考试是广大知识分子改变命运、升官加爵的唯一途径。因此人人都为了科举而毕生拼搏，读书是毕生至高无上的事情，做官是每个人最终的梦想。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依然可以体会到这种思想的作祟。没有一个家庭 不重视子女的教育，没有一个家长不望子成龙。有很多家长为了子女的教育不惜投入血本，自己节衣缩食只为了让子女接受更好地教育。每年的高考之时，我们便可以看到*父母在传统的文化熏陶下，想让子女通过高考而飞黄腾达的观念。这样的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尊重知识、热爱知识的民族，我们的教育在不断普及，民族素质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发现，科举制度下形成的“读书、考试、做官”的固定模式在暗暗作崇，根深蒂固。不少人持有这样的观念:有更高的*可以在更好的单位谋得一份更好的差事。可以说，科举制度中“读书为做官”的传统思想不断影响这着现代的教育制度和观念。
综上所述，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延续了千年的选拔人才制度，对我国的*制度、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总体来讲，科举制度加强了*古代封建社会的*集权，使得教育趋于大众化，为众多寒门学子提供了晋升的可能，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却阻碍了经济制度的发展，抑制了经济人才的产生。科举制度从隋唐时代一直延续至清朝光绪年间，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我们应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合理积极的因素，将科举制度中有益的智慧运用于当今的社会制度之中。
[篇四:我国古代科举制度起到了哪些积极作用?]
1、隋文帝废除旧的选官制度的原因?隋文帝刚刚建立隋朝，一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需要加强*集权；二是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做官，才能有效地进行统治。旧的选官制度使得选官实权控制在地方官员手中，一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得以出任官职，不利于隋王朝的统治。
2、正反两面讨论“科举制度的影响”:从思想上看，从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开元年间科举出身的宰相占2/3、从进士及第后的曲江宴和雁塔题名可以得出──科举制度笼络了读书人，从科举考试中明经科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可以得出──科举制度控制了读书人。
禁锢/限制了人们的思想；不利于(科技、文化和思想等方面的)创新；过于追求功利，使人短视/缺乏远见(中长远计划)；催生考场舞弊(抄袭、买卖试题等)。
“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范进中举>是清代吴敬梓杰出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极为精彩的篇章之一、通过描写范进参加乡试中了举人一事，运用夸张的手法生动地描绘了他那喜极而疯的形象，深刻地揭露了这个士人的丑恶灵魂，同时通过他的命运变化反映了世态的炎凉，以及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
[篇五:科举制]
*考试在世界上占有特别的地位，主要是因为*拥有悠久的考试历史。*是考试制度的发源地，考试是*的一大发明。在*考试史上，最重要的是科举考试。作为*古代人文活动的首要内容，科举制的影响既广且远，它不仅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远播海外，对东亚和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是指历史上日本曾在公元8至10世纪一度仿行过科举，韩国(朝鲜)、越南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对西方的影响是指英、法、德、美等国曾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
东亚科举文化圈
在日、韩、越三国中，日本是最早仿行科举，同时也是实行科举制时间最短的国家。公元7至8世纪之际，日本引进*的律令制度，实行与唐制基本相同的贡举制度。日本的贡举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四科和医、针等二科。然而，日本科举理论上虽人人皆可参加，实际上只限于官僚子弟占绝大多数的大学寮学生报考。因此唐朝科举较具平民*彩，日本科举则带有浓厚的贵族化气息。由于贵族干政、学官世袭，到10世纪以后，日本的大学寮基本上为贵族所把持，博士推荐大学寮中的学生参加科举，不是依据才学高下，而是以资历名望，致使科举日渐流于形式化。11世纪以后，虽然在形式上还继续实行式部省试，但考生皆由权贵推荐，应考者几乎是无条件及第。科举制至此已完全异化，此后再也没有实行科举制度，以至现代许多*人甚至日本人都误以为日本历史上从未引进过科举制。
然而，在8、9世纪，日本确实曾经实行过科举制度，至今也还可以考证出不少当时的进士及第者。当时日本人所写的有关科举及第和落第诗，与唐代的同类诗歌如出一辙。如<日本诗纪>卷17菅原道真<绝句十首，贺诸进士及第>中<贺和平>诗云:“无厌泥沙久曝鳃，场中出入十三回。不遗白首空归恨，请见愁眉一旦开。”<贺橘风>诗云:“四十二年初及第，应知大器晚*。”<贺田绕>诗云:“龙门此日平三尺，努力前途万仞强。”<贺野达>诗云:“登科二字千金值，孝养何愁无斗储?”纪齐名编辑的<扶桑集>中，收有菅原淳茂的<对策及第后伊州藏刺史以新诗见贺，不胜恩赏，兼述鄙怀>诗，描写久困科场后金榜题名的喜悦心情:“穷途泣血纪兼秋，今日欢娱说尽不?仙桂一枝攀月里，儒风四叶压人头。”与唐代孟郊进士及第诗异曲同工。而三善善宗<落第后简吏部藤郎中>的“被病无才频落第，明时独自滞殷忧”则反映出应试落第者的痛苦。这些诗都具体生动地证实了日本实行科举制度的情形。另外，*清代陆心源编<唐文续拾>所收菅原道真<请秀才课试新立法例状策问征事可立限例事>、<对策文理可详令条事>、<请被补文章博士一员阙共济杂务状>等文，也是有关日本实行科举制的史料。
韩国历史上的科举是*域外实行科举制最长、也最为完备的科举。从公元958年起至1894年止，科举制在韩国历史上存在了936年。高丽朝科举从唐宋科举制借鉴而来，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属*科举的。高丽朝恭愍王十九年(1371年)明太祖遣使来颁科举诏后，高丽科举乡会试程式一依明制，第一场试<五经>义，限500字以上，<四书>疑，限300字以上；第二场试礼乐论，限300字以上；第三场试时务策，限1000字以上，要求惟务直述，不尚文藻。中式后再考书、算、律，书则观其笔画端楷，算则观其乘除明白，律则听其讲解详审。
李朝于公元1392年取代高丽朝统治朝鲜半岛后，立即继续实行科举制。李朝太祖元年(1392年)定科举法，初场罢<四书>疑和<五经>义，改试讲论，目的是为了“抑词章蹈袭之弊而务得穷经实学之士”，但实行数科之后，实践*并不能选拔到“经学杰出之才”，于是在太宗七年(1407年)吉昌君权近上书请改定科制、罢讲论而复试疑义，并乞中场罢古赋而试以论、表各一道及判一道。权近还认为“汉吏之文，事大要务，不可不重”，建议设立考试诗赋、吏文、经典、汉语的“汉吏科”，与正科同榜唱名。李朝还扩大生员进士试的规模，并仿<礼记·王制>的古语，称生员进士为“司马”。高丽朝中叶以后一般是三年一试，每科取三十三人，李朝将三年一试称为“式年试”，属于“大比之科”，通常录取人数也是三十三名，后期式年试录取人数常达四十至五十名。李朝还根据需要临时加科，称为“别试”，相当于*明清时期的恩科，凡遇皇帝登基、行幸、万寿、太妃附太庙称庆，册封世子、世子行冠礼、世子入学称庆等庆典都开别试，而且每十年开一“重试”，允许堂下官等现任官员赴考。此外还有增广试、谒圣试、春塘台试等科目，这些式年试以外的科目少则录取三名，多则录取四十余名，通常录取人数为十余名。李朝的科举甚至比同时期的*还更为频繁，几乎每年都开科，达到了十分兴盛的程度，在社会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中心地位。
*在明代，科举已被人们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度，因而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万历十七年(1589年)，礼部郎中高桂说:“我朝二百年公道，赖有科场一事。”而李朝在光海君统治期间，与*非常类似，也有“我国公道，唯在科举”之说。当然李朝也出现不少与*科举类似的弊病，也不时有关于科举存废利弊的争论，直至高宗三十一年(1894年)停罢科举制为止。
越南科举从公元1075年始，至1919年止，是东亚三国中最迟实行科举也是世界上最晚废止科举的国家。与高丽一样，越南实行科举和*五代十国时期许多地方割据*实行科举有类似之处，都是看出科举对选拔人才稳定社会有积极作用才模仿采行。越南科举始于李朝仁宗太宁元年(1075年)，但李朝科举只举行过四次，且录取人数不多，影响不大。陈朝建立后，陈太宗建中八年(1232年)设立太学生科，从太学生中考取进士，并以三甲定高下。在举行过十次太学生科考之后，为了扩大科举取士的范围和影响，陈睿宗于隆庆二年(1314年)创设进士科，考取了五十名进士，越南进士科至此方才确立。
黎朝以后，则模仿*明朝科举。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遣使颁科举诏，准许安南、高丽、占城士人在本国乡试毕，贡赴*京师参加会试。明成祖永乐四年(1401年)，安南重入*版图，设交趾布政使司。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明廷撤官吏*民北返，安南再次*，黎利于次年(1428年)正式称帝，国号大越，至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受明朝册封为安南国王。越南黎朝的科举出现兴盛局面。与韩国科举相比较而言，到后来越南科举似乎与*科举更类似，阮朝甚至还于明命十年(1832年)在科场中引进八股文这一标准化的考试文体。
总的来说，越南科举在正规*、权威*和满足行政职位的要求、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等方面皆逊于*科举。但与日、韩科举比较起来，越南模仿*科举在有些方面却更到家，例如韩国科举史上长期未设立贡院这种大规模的科举专用考场，而越南不仅在科场中采用八股文，还建立了规制严整的专用试场，与*明清时的贡院十分相似。*科举也是越南科举创制时的主要依据。科举制被东亚三国所模仿，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形成，对各国文化水平的提升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科举西传:*的“第五大发明”
除了被东亚国家所效法以外，科举制对世界的重大影响更主要体现在被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中曾说:“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学过去的。所以，*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近代以来，*不断学习西文、西艺、西政，现代许多制度都是学习西方的产物。在反向文化交流中，科举制是*古代制度文明被西方借鉴的最突出的事例。
以往邓嗣禹等人的研究虽举出了大量资料说明英、法、美等国建立文官考试制度曾受*科举的影响，但因为没有举出直接指明“这是借鉴*科举而来”的资料，因而被一些人认为此说尚不能确立。笔者认为，由于东西方文化和国情之间的差异，18、19世纪的欧美国家不可能像10、11世纪的高丽、越南等东亚国家那样照搬*的科举制，朝鲜科举有进士和状元，越南科举连贡院和八股文也学过去，这种情况只能出现在汉字文化圈的国家。而且，相对于有形的器物文化而言，无形的制度文化之借鉴总会产生“橘化为枳”的变异，也不像器物文化那么直观。考察西方国家是否借鉴了*的科举制，关键是看其是否吸取了考试选才的本质精神———公开竞争、平等择优，至于考试的内容和具体方法不可能会一样，因此，在已*西方考试制度是将科举考试的平等原则借鉴过去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够找出英美等国实行文官考试之后的明确的定*说法，则可以使科举西传说得到确立。
过去，科举制曾影响欧美国家的观点虽然存在着争议，但许多对此问题较了解的人士还是肯定此一论点。1972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创价大学创始人池田大作先生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就曾谈到:“实际上现代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同罗马制相比较，*的这种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约在两千年的时间里，或大或小，它成了统一*和巩固秩序的支柱。但它同样是有限度的。鸦片战争时，在侵略*的英国人心目中，当时的制度是极为优越的。英国人曾考虑以后英国是否也要采用。各种议论的结果，同样在英国也确立了通过考试选拔任用行政官的制度，今天已经广泛普及。”
1870年以前记载科举制的西方文献至少有120种以上相关文献，有明确的史料说明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曾受到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在1896年出版的英文著作<*环行记>一书中，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谈到科举时便说:科举是“*文明的最好方面”，“它的突出特征令人钦佩，这一制度在成千年中缓慢演进；但它需要(就如它将要的那样)移植一些西方的理念以使之适应变化了的现代生存环境。当今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丁韪良十分清楚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系模仿*科举制度而来。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包括丁韪良在内的一些人士不断明确指出欧美文官考试制度系从*借鉴而来的情况下，在当时欧美国家中没有任何人否认过这一点或声称文官考试制度是其自身发明创立的，说明一般西方皆认可这一事实。如果这一说法站不住脚，当时就必然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因此，笔者认为，在找到上述当时明确指出英美等国文官考试制度曾借鉴*科举制的宝贵资料后，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
欧美各国在18世纪以前，文职官员的选用，或实行个人赡徇制，或实行政党分肥制。这些文官任用办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任用私人，带来结构*的**，使各种无能之辈充斥*之中，因政党更迭而大批撤换行政官员还会引起周期*的*震荡和工作连续*的中断。而科举制实行竞争考试、择优录取，*向平民开放，标榜公开取士，惟才是举。当西方人知道遥远的东方帝国竟然有这么一种奇妙的文官制度时，不禁产生出特殊的兴趣并大加赞誉，进而仿效。比起贵族等级制或君主赐官制等选官制度来，科举取士无疑具有其优越*。科举考试制度虽然产生于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但其“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的精神却具有超越封建时代的特*，是*封建社会难得的较为公平的制度。科举从形式上看相当公平，“朝为田舍郎”可能“暮登天子堂”，这种将相本无种、茅屋出公卿的官员选任办法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可以保证行政管理人员维持较高的文化素质进而提高*工作效率，考试选才的公平客观*又可以排除人情关系对官员任用的困扰，因此引起西方人的兴趣并受到赞誉，进而借鉴科举制，建立了现代文官考试制度。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科举制西传欧美并影响世界，是*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之一、如美国学者柯睿格1947年在<哈佛*研究学报>发表的论文中便指出:“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文官行政制度的创立，是*对世界的最重要贡献之一、”中华文化在物质文明领域中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是造纸、huǒ*、印刷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在精神文明或制度文明方面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则是科举制。从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而言，在一定意义上，我认为科举制可称之为*的“第五大发明”。
过去已有一些人将*的某种东西称为*的“第五大发明”，如说汉字是“第五大发明”、中医的经络理论是“第五大发明”等等。不过，这些“第五大发明”都只是*人自己说说而已，总不免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嫌，因为这些东西并未被世界普遍采用，西方人也不这么说。但是，将科举制与四大发明相比的首先是西方人。
早在一百多年前，已有西方人将科举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与四大发明相比。例如，1835年7月，一位留居*的英国人在英文杂志<*文库>上撰文讨论*的科举考试制度，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采用了考试竞争原则，并预言:“这种*人的发明创造在印度的充分发展，预示着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huǒ*和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伟大变革。现在尚须显示*已经如何阻止这一制度的美中不足，就像在几乎所有她的其他科学和技术中的不足一样。”英格尔斯当时的预言并没有错，东印度公司实行的文官考选制度为英国文官制度的建立积累了经验、开辟了道路，科举制最终通过英国对世界各国的文官制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科举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古代考试制度，其重要*超出*之外，具有相当的世界意义，更何况科举文化对现代*还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科举”很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