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财政理论

写范文发表于:2017-10-09 21:13:28

西方财政理论概述

西方学者实际上是以市场经济为立足点,把市场失灵作为财政存在的根本理由,把提供(广义上)的公*品作为财政活动的对象,把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作为财政活动的目的,把公共财政作为财政运行的模式(或类型),而把公共选择作为财政决策的*过程,构建起一整套关于财政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总体说来,除了“市场失灵才存在财政”这一观点带有片面*外,其他各方面都有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对于发展“国家分配论”很有裨益。

[编辑]

西方财政理论的具体内容

1、市场失灵论

在市场经济中,社会上的各种资源主要是经由市场渠道、通过市场方式自发进行配置的,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基础*的作用。但是,市场经济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弥补与克服的缺陷,种种市场失灵问题的存在赋予了*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直接干预的必要*。这样,作为直接计划配置资源手段的*财政,必须参与纠正市场失灵问题。由此,市场失灵导致财政的产生。可见,在财政起因这一问题上,西方财政理论遵循了如下的基本分析思路:市场有效运行→市场失灵→*干预→财政介入。对此,我们不妨称之为关于财政起因的“市场失灵”。但应当看到,这一论点是带有片面*的,因为认为由于存在市场失灵问题才有财政,这无异于否定了5000年的财政史。

2、公共选择论

财政既然是*提供公*品,为市场经济服务的行为;那么它应该提供哪些公*品?怎样提供公*品?为谁提供公*品?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牵涉到*如何进行财政决策的问题。西方学者认为,公*品的有效供应是建立在个人效用和偏好的基础之上的,千千万万的社会公众通过代议制*制度,经过选民公决或议会投票程序,将他们各自对于公*品的欲望和偏好反映出来,经过汇总后达成某种社会公众意愿,从而为*提供公*品的预算决策分析提供依据。由于个人对于公*品的偏好之间总或多或少存在着偏差,因此在集体达成的公众意愿与个人意愿之间也普遍存在着矛盾和偏差,西方财政理论往往以很大的篇幅,把财政决策过程视为*决定过程,探讨了选举原则、选举制度对公共选择和公共决策的的影响,指出了法定多数、简单多数和一致决策等投票优胜原则对公共选择结果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此外,西方财政学的公共选择理论还分析了利益集团、政党以及官僚机构及其人员的行为和活动对*决定的影响,探讨它们之间进行选票交易等所可能产生的结果,等等。因此,从对财政决策过程的分析来看,“公共选择论”构成了西方财政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公共财政论

在现代社会里,*首先拥有国家权力,它筹措财政资金和运用财政政策来矫正、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提供公*品,满足公共需要;而且由于*又是归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的代表者,因此它拥有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相应的处置权。从*进行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直接动机来看,不外乎出于两种目的:

一种以弥补市场缺陷,为市场经济提供服务为出发点,不以盈利为首要目标;另一种则活动于竞争*市场领域,追逐利润的最大化,这与一般私人经济活动的目标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就前一种情形来说,*进行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活动着眼于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是一种提供公*品的活动,属于公共财政的范畴;

而后一种情形则不然,*的国有资产管理活动并不以弥补市场缺陷为出发点,而是与私人经济一道,参与市场竞争,把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作为首要目标。*(财政)的这种活动属于国有资产(本)财政的范畴。西方财政理论认为,在市场能够有效运行的场合,由于存在利益的导向作用,因而能够自发引导私人经济活动参与其间,并不需要*的干预。而为了避免由于*(财政)的介入所可能造成的对市场效率的不必要损害,*(财政)的活动范围应当局限于市场失效的领域之内。

因此,在西方财政理论中,*从事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活动,首先应该考虑是如何为私人的经济活动创造各种有利的条件,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提供服务,而不应当首先从考虑国有资产运营的盈利*目标出发,介入到竞争*市场领域中去。

所以,置身于市场经济环境之中的西方财政理论,始终否定国有资产(本)财政存在的必要*,而主张实行单一的公共财政模式(类型),把*财政的活动范围界定于市场失灵领域之内。因此,从财政模式(类型)这一角度看,西方财政理论又是“公共财政论”。

4、公共需要论

在西方财政理论中,公共需要指的是社会公众对于(广义上的)公*品的需要。这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中,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可以分成两极,一极是由无数在法律地位上平等的私人企业和个人(或家庭)所组成的社会公众,另一极则是掌握着国家权力,时时充当着市场的异已力量的*。这里的公共需要专指社会公众的需要,而不包括国家(或*)的需要。另一方面,公共需要指的是社会公众对于(广义上的)公*品的需要。对于不具备共同消费*质的私人产品来说,它可以由私人企业进行生产,通过市场途径提供给社会公众,满足他们的需要。但是对于具备共同消费*质的公*品来说,它不是市场经济自身能够有效供给,但又是社会公众所必需的,这就需要由非市场的力量、通过非私人经济的活动来提供;这样,满足社会公众对于公*品的需要,即公共需要的职责就必须由*财政来予以承担了。这样,*财政的直接目的就是满足“公共需要”。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又可以把西方财政理论称为“公共需要论”。

5、公*品论

在西方财政理论中,公*品指的是具有共同消费*质的物品。公*品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大部分公*品必须*财政直接参与提供。因此,公*品构成了财政活动的一个

重要对象和基本内容。不过,这里所指的公*品是狭义上的。广义上的公*品可以定义为具有共同消费*质的各种服务。这样,从*干预经济的角度看,*通过利用各种方式、手段,克服和纠正各种市场失灵现象,即(狭义的)公*品、外部效应、市场垄断、不完全市场、不完全信息、分配不公平、宏观经济失衡等问题,事实上都是为市场中的企业和个人提供着市场活动或者私人经济活动所无法有效提供的具有共同消费*质的各种服务,也即广义上的公*品。总之,在市场经济中,以克服和纠正种种市场失灵问题为出发点的*干预行为都可以看作是*为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提供公*品的行为,这样,公*品构成了市场经济中*(财政)活动的对象。事实上,*(财政)活动可以定义为提供公*品的活动。因此,从财政活动的对象看,西方财政理论可以称为“公*品论”。该理论是西方财政理论的核心。

[编辑]

西方财政理论的影响概述[1]

在引进和借鉴西方财政理论的过程中,我国财政研究在内容和方法上,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兹概述如下:

首先,财政学研究的视角扩大,跳出了传统财政框框的局限。这突出地体现在从经济与财政的内在机制人手,不再单纯地以财政论财政,而是从经济论财政。例如,就财政职能而言,传统的分配、调节、监督三职能说,主要是从财政层面上考虑如何筹资、如何调控经济和如何监督经济运行等问题;而新的探索包括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等,更多地是从国家的经济目标出发,即立足于整个经济层面去建立财政职能。又如,财政宏观调控也比较注重将财政故人整个社会总供求之中去观察其政策运用的效果如何。

其次,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制度设计相结合。我国财政学理论的传统研究方法,更重视对财政本质、职能、范围等抽象概念的纯理论讨论,似乎距离实践比较遥远。改革开放以来,在继续这种纯理论研究的同时,为满足财政实践中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的需要,对财政政策的研究以及关于制度、对策的设计得到强化。

再次,规范分析与实*分析相结合,定*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过去的抽象理论研究往往只注意规范化分析和定*分析;现在除了理论研究的深入己不能单纯满足于规范和定*分析的办法而外,尤其是随着政策研究、对策研究和制度设计的加强,不仅要求说清道理,而且要求给出怎样做,做到什么程度,有什么后果,如何取舍的求*。这就更加需要在规范分析、定*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出实*分析和定量分析,以便真正为政策取舍提供可靠的依据。

最后,对微观财政理论的研究,得到深化。50、60年代的财政研究,主要集中于财政学基本理论,或类似于理论体系,如“三平”这样的宏观问题。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财政研究自然深化的名果,另一方面受西方财政研究方法的启迪,对财政学的具体内容月微观问题的研究加强了。其中既有某一税种、某一税率,甚至某—个公债品种发行问题的研究,也有某一支出项目,某一县乡财政n题的研究。由此,财政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多*,研究的效果也更加明显了。

[编辑]

借鉴与吸收西方财政理论的必要*和可能*

一、必要*

1、借鉴与吸收西方财政理论,是我国经济改革与财政改革的现实所提出的要求。

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已经有大约有近三百年的历史,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产生了弥补市场失灵为基本原则的公共财政模式。而对于我国来说,逐步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经济改革的现实抉择,这就相应要求对原有的各项财政制度进行改革,使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而西方财政理论由于长期置身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之中,因而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市场经济的要求,反映着市场经济的特征及其运行规律。这就决定着西方财政理论中包含着大量能够为我所用的合理养分,有必要予以借鉴与吸收。

2、借鉴与吸收西方财政理论,是我国财政理论与学科发展的要求。

“国家分配论”作为一套较为完整的财政理论体系,形成于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它揭示了财政与国家之间所存在的最深层次的本质联系,概括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各种社会形态下的财政一般,因此其基本观点、基本原理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同时,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国家分配论”适应于现实发展的需要,对自身的观点与看法不断进行修改和补充,使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应当认识到,出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国家分配论”分析和总结的主要是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主义财政特殊本质,而对于市场经济时期的社会主义财政特殊本质的分析则严重不足;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活动规律、运行方式及管理方法等方面的把握仍存在不少欠缺。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学习、借鉴较完整的西方财政理论的科学内容和有益成份。

二、可能*

1、经济改革促使财政制度发生变革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我国正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已经开始发挥其基础*的作用。经济改革的纵深推进促使财政制度相应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广泛参与各行业资源配置、直接控制企业财务的“大包揽财政”模式,正逐步向较为明确区分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本)财政两个层次而又将二者融于一体的“双重结构财政”模式过渡,直接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已初步确立起来。在这一实践背景之下,广泛借鉴与吸收长期根植于市场经济土壤之上的西方财政理论,以指导我国新型的公共财政模式与国有资产(本)模式的发展,在实践上已经具备了可能*。

2、并非截然对立,理论之间可以优势互补

从“国家分配论”与西方财政理论之间的关系看,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各有侧重,因而能够做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国家分配论”的理论核心在于通过财政现象,科学揭示出财政活动的本质;而西方财政理论对财政现象的分析主要触及财政活动的表层,属于现象论,而非本质论;因此,“国家分配论”与西方财政理论居于不同的理论层面上,二者之间不存在谁能够或应该替代谁的问题。

一般说来,在本质的层面上,“国家分配论”可以涵盖西方财政理论;而在现象的层面上,“国家分配论”的不足或滞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的地方,则应该大量借鉴和吸收西方财政理论来弥补。因此,我们必须在坚持“国家分配论”的财政本质观和核心内容的基础上,吸收借鉴西方财政理论来发展“国家分配论”。从而做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编辑]

西方财政理论对我国财政理论与财政改革的启示

一、市场配置为基础,财政配置为补充。

在市场经济中,财政作为*直接计划配置资源的手段,应当尊重市场机制的力量,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作用。财政活动应当把弥补市场的缺陷,校正市场失灵作为出发点,其首要任务是为市场经济提供公*品和服务,并对所有的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而且还应当极力避免由于*或财政的不恰当干预给市场的有效运作和市场经济的效率造成损害。这意味着,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把构建和完善公共财政作为财政改革的核心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切实搞好国有资产(本)财政。

二、财政支出安排要有层次*。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活动应当首先用于提供公*品,满足公共需要,具体包含三个层次:

一是保*国家机构,如国防、行政以及公、检、法等执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需要;

二是保*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保障等事业发展中必须由财政提供的部分的需要;

三是满足大型公共设施、基础设施、重点建设投入等非盈利*或微利投资的需要。在保*满足公共需要且在国力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适当进行国有盈利*、竞争*企业的投入。按以上方式进行的财政安排支出的原则可简称为“保三争四”原则。

三、实行公共财政上的“量出为入”,贯彻总体有偿原则。

西方财政理论把*能够取得收入的原因(主要是税收)归结为*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品和服务所获得的价值补偿,主张根据公*品和服务的规模来确定税收的规模,同时试图在个

人所享受的公共服务的数量与其应缴纳税额之间建立起等价交换关系,也就是说,个人缴纳的税收数量应该和他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成正比。

从总体上说,由于一个人究竟获得了多少公共服务是很难衡量的,因此西方财政理论的这一看法在现实中并不具备可*作*,但仍不乏一定的借鉴意义。那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取得多少的财政收入,应该充分考虑到自身为社会提供了多少和什么样的公*品和服务,从而可以从社会公众那里取得多少的补偿或收入,而不能仅仅考虑自己在取得收入方面到底有多大的能力。因为从理论上讲,*作为*的行使者,他通过强制手段取得收入的能力是可以非常巨大的,但这很容易造成对经济效率的损害。

四、财政要法治化。

国家预算制度是一个国家的财政管理制度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组成部分,国家预算的*决定过程是西方财政理论关注的焦点。西方财政理论认为,公共财政从出发点和归宿点来看,是应市场主体的公共需要而产生,为满足公共需要而存在的,因此通过预算收支提供的公*品和服务必然也必须是由公众的偏好和意愿决定的,要受公众的制约和监督,*作为“代理人”不能侵犯公众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国家预算应当依据有关法律,通过一定*程序进行,国家预算的绝大部分内容向社会公众公开,社会公众有权监督国家预算的实际执行情况,这些做法使得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预算在很大程度上步入了法治化、程序化和公开化的轨道,从而使*的财政活动呈现出很强的法治化特点。

为了使我国的财政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无疑也应当采纳西方国家财政的做法,借鉴和吸收西方财政理论中“公共选择论”的一些合理成份。

五、公*品理论。

公*品理论根据受益范围的不同,将公*品分为*(联邦)和地方两类公*品,从而为*和地方财权、事权的划分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而分税制正是该理论在财政管理体制上的应用。目前我国正在推行分税制,借鉴西方各国分税制上的做法,对于规范我国*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不无裨益。

六、研究方法。

西方财政理论作为西方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遵循着西方经济研究方法的传统,即透过经济现象提出经济思想,再把经济思想具体化为系统的经济理论,之后通过建立适当的经济模型把经济理论作进一步深化,然后将经济理论用于指导经济政策与实践。

这一过程可以简要地表示为:经济现象→经济思想→经济理论→经济模型→经济政策。在西方财政理论的形成、发展与深化的过程中,它们大量采用数理方法、计量方法,对财政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定*、定量分析,这是丰富和发展我国财政理论与指导财政实践时值得借鉴的地方。《国债的宏观经济效应及政策》

公债有益论、公债有害论、公债中*论

古典经济学派总体上是对公债持否定的态度,背景:市场自由竞争,廉价*。亚当斯密对

公债的批判:第一,鼓励了奢侈浪费。第二,公债是非生产*的。*举债是把国家一部分用以维持生产*劳动的抽出来用于非生产*的国家开支,这样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第三,公债造成的危害。国家债务增加未来还本付息负担,赋税必须加重,损害*的储蓄能力,影响生产。大为·李嘉图也对公债持否定的态度,李嘉图首先否认了那种“公债只是右手欠左手的债,不会损害身体”的说法。在这里李嘉图实质上是用此来批驳那种认为国家欠债无关紧要的观点,与后人所概括的“李嘉图等价定理”是有本质区别的。他认为如果通过公债的方式为战争融资所损害的不只是公债的本金,还有人们因为公债融资减轻了人们暂时税收负担而不知节约、增加消费带来的资本损失。因此他主张战争时期最好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增加战争经费,认为这样人们便会尽量地节约。

凯恩斯主义公债思想:凯恩斯主义主要是凯恩斯本人及后来的“新古典综合派”,大致有两个阶段:(一)从凯恩斯理论的诞生到50年代。综合起来主要观点有:第一,公债是反萧条的重要手段,举债指出虽然浪费,但是能增加投资和消费。第二,自发支出的乘数效应,进一步为赤字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凯恩斯主义早期对债务的可持续*做了简化处理。公债是不需要偿还的。虽然就每一张公债券来说,总有一个偿还期,但对于国家的连续借债来说,等于没有偿还期。第四,国家的负债可以和资产相互抵消。侧重于短期的流量分析,体现不出公债的特殊*,其不足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债首先是一个存量现象,随着时间的积累,累积的公债存量会对公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二是从长期分析来看,必须假定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长期分析中的赤字会产生什样的宏观经济效应?

(二)新古典综合派对公债思想的发展。60年代以来的分析实质是将分析的方法由短期转向了长期,即公债短期是有益的,在长期是有害的,这实质上是一种“新古典综合”。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调和了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而在较长时期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流地位。

总之凯恩斯主义公债思想是从承认公债对消费、投资有影响的“非中*”出发来看待公债,这一点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均成立。公债对短期经济增长有刺激作用,但对长期经济增长而言,由于公债融资挤出了私人资本,降低了资本的形成率,所以,有可能是一种负效应。可见,凯恩斯主义的公债思想并不完全等同于凯恩斯的公债思想。

理*预期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公债思想: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涨”由货*主义发展而来的理*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均在这一时期出现,反映在公债思想上,就是以巴罗为代表的理*预期学派,这就是被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布坎南在《巴罗论李嘉图等价定理》这篇论文中,首次使用“李嘉图等价定理”这一术语表达的理论,实际上70年代以来所争论的“李嘉图等价定理”,并不是李嘉图的主要公债思想,因为李嘉图是持典型的古典公债观,主张预算平衡,这与理*预期学派所倡导的“税收平滑”并不完全一致。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基本含义是:对于既定的*支出,*选用税收(一次*总付税)或公债融资是等价的。假定*支出保持不变,并且原来的预算平衡,按照该定理,*实行暂时的减税政策(按照*的跨时预算约束,不可能是持久减税)代以发行公债对投资、消费等均不会产生影响。“公债在短期内无效,长期内无害”,即是中*的。实际上每个人不是长生不老的,这种情况下,“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吗?对此理*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巴罗提出了一个独创*的论点,发展了李嘉图等价定理。巴罗认为,即使消费者在*未来弥补当前税收削减而增加税收之前就己经去世,“李嘉图等价定理”仍然成立。他假定消费者有一种特殊的被称为“利他主义”的遗产动机。一位利他主义的消费者不但从他自己的消费中获得效用,而且也能从他的子女们的消费中获得效用。从理论上可以*在“代际交叠模型中”加上“利他主义”的遗产动机,“代际交叠模型”的运行就几乎与“拉姆齐”模型相同。理*预期学派复活“李嘉图等价定理”是为了从根本上*财政政策的无效。因此承认“李嘉图等价定理”便从根本上否定了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实行短

期总量调控政策的有效*。

总之理*预期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从“理*预期”、“市场连续出清”两个基本假设出发,主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从根本上反对国家干预。反对国家运用公债来调控经济的运行。

新凯恩斯主义的公债思想:80年代以来,一个主张*干预经济的新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仍坚持原凯恩斯主义的非市场出清的假定,发展了“代际交叠模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公债的长期经济效应。新凯恩斯主义一方面进一步从理上论*为什么李嘉图等价定理不成立,另一方面修正了原凯恩斯主义关于公债政策的运用从长期来看可能带来负面效应的思想。最大的不同在于:原凯恩斯主义认为公债政策的运用对短期经济增长具有刺激作用,但对长期经济增长而言,由于公债融资会挤出私人资本,降低了资本形成率,是一种负效应。新凯恩斯主义认为从长期来看,公债政策在出现动态无效的情况下是能促进社会福利的。

债务规模:1、投融资平台负债规模有关部门调查,2008年年初,全国各级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只有1万多亿元,到2009年8月,其负债则迅速上升到5万亿元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于银行贷款。此时,全国各级*投融资平台已有3000家,其中,70%以上由县区两级*组建。至2009年年底,短短几个月间,各级地方*融资平台的数量又迅速蹿升至8000多家,其贷款余额则增加到了7.38万亿元。按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将如脱缰的野马难以遏制。据中金公司日前发布的研究报告预计,到2011年年底,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将达到10万亿元。这一负债规模已经接近*2009年gdp的1/3,相当于*外汇储备的70%;《财经》杂志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估算,到2011年年末,地方融资平台负债将会高达12万亿元。地方*融资平台负债增加直接导致地方*债务规模膨胀。《防范和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对策》

2、建设*债务规模:《地方*建设*债务的可持续*》(风险)

结构:地方*债务区域分布不均衡。2009年审计署公布的全国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地方*债务的审计报告显示,西部地区债务风险比较集中,有些区域地方负债与其还本付息能力严重错位。西部地区地方负债率较高有多种原因。《化解我国地方*债务风险的对策研究》

 

第2篇:西方企业购并理论综述

【正文】

(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系魏冬)

购并理论的发展和实务的发生是紧密相联的。早在19世纪末期美国就发生了其历史上的第一次购并狂潮。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购并热潮,经济学家们从多种角度对购并活动加以解释,进而形成多种理论。由于有关购并理论过于庞杂,故本文只就目前西方较流行的企业购并理论作一简要介绍与分析。

一、效率理论

效率理论认为购并活动能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增加社会福利,因而支持企业购并活动。通过购并改善企业经营绩效的途径有两条。

第一、规模经济。一般认为扩大经营规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从而提高利润。因而该理论认为购并活动的主要动因在于谋求平均成本下降。这里的平均成本下降的规模经济效应可以在两个级别上取得:第一级在工厂,包括众所周知的生产专门化的技术经济、工程师规律等;第二级在工司,包括研究开发、行政管理、经营管理和财务方面的经济效益。此外,还可以加上合并的“协同效益”,即所谓“2+2>4”效益。这种合并使合并后企业所增强的效率超过了其各个组成部分增加效率的总合。协同效益可从互补*活动的联合中产生。如一家拥有强大的研究开发队伍的企业和一家拥有一批优秀管理人员的企业合并,就会产生协同效应。

这一理论在70年代前的西方和目前的我国较流行。但是事实上规模经济效应在合并中的重要*并非如想象的那么大。纽博尔德1970年调查发现,只有18%的公司承认合并动机与规模经济相关。1980年考林、卡宾和霍尔调查研究后认为,“很难从他们调查的公司看出合并的规模经济效益”。惠廷顿调查后竞发现获利能力与企业规模大小不相关。这些事实都是对规模经济效益假说的反驳和挑战。

第二、管理。有些经济学家强调管理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决定*作用,认为企业间管理效率的高低成为企业购并的主要动力。当A公司管理效率优于B公司时,A、B两公司合并能提高B公司效率。这一假设所隐含的是购并公司确能改善目标公司的效率。在实践中这一假说显得过于乐观。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释为购并公司有多余的资源和能力投入到对目标公司的管理中。此理论有两个前提:(1)购并公司有剩余管理资源,如果其能很容易释出,则购并是不必要的。但是,如果管理队伍为一不可分之组合,或具有规模经济,则必须靠购并加以利用;(2)目标公司的非效率管理可以外部管理人介入之下得以改善。

此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购并的效率的动因。它能解释具有相关知识和信息的相关产业购并活动,却无法解释多角化购并。

二、代理问题及管理主义者

代理问题是Jensen和Meckling在1976年提出的,认为在代理过程中,由于存在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不确定*等因素的作用而产生代理成本,他们把这种成本概括为以下几方面:所有人与代理人订立契约成本;对代理人监督与控制成本;限定代理人执行最佳或次佳决策所须的额外成本;剥余求偿损失。

购并活动在代理问题存在的情况下,有以下几种解释:

(1)购并是为降低代理成本。1983年Fama和Jensen认为,公司代理问题可由适当的组织程序来解决。在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决策的拟定和执行是经营者的职权,而决策的评估和控制由所有者管理,这种互相分离的内部机制设计可解决代理问题。而购并则提供了解决代理问题的一个外部机制。当目标公司代理人有代理问题产生时,通过收购股票获得控制权,可减少代理问题的产生。

(2)经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公司所有权和控制分离后,企业不再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而选择能使公司长期稳定和发展的决策。Muller关1969年提出假设,认为代理人的报酬由公司规模决定。因此代理人有动机使公司规模扩大,而接受较低的投资利润率。并借购并来增加收入和提高职业保障程度。马克斯、威廉森等认为经理的主要目标是公司的发展,并认为已接受这种增长最大化思想且发展迅速的公司最易卷入到购并活动中。Fuss1980年发现购并公司经理在合并后的两年里平均收入增加33%,而在没有购并活动发生的公司里,经理的平均收入只增加20%。1975年马克斯和惠廷顿发现公司规模是影响经理收入的主要因素。这些*据*实了这一理论。

 

第3篇:西方“陌生化”理论纵读

西方“陌生化”理论纵读

对“陌生化”理论的探讨与研究,国内外学者大多停留在对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所提出的“陌生化”的定义和阐述上,视“陌生化”为什克洛夫斯基的独创。不可否认,作为一个诗学范畴,“陌生化”是由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所提出。但是若我们将“陌生化”视为一种诗学原则和诗学思维模式,我们却可以尝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西方文艺美学史上,“陌生化”诗学思想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它源于亚里士多德,经由朗吉*斯、马佐尼、缪越陀里、黑格尔和浪漫主义诗人的发展,成熟于什克洛夫斯基和布莱希特,并在现当代文艺美学家身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承继。

在对西方“陌生化”思想进行论述时,笔者还想澄清一点:将西方古典诗学中的“新奇”诗论作为“陌生化”理论的发展阶段而进行论述,并不是说“新奇”诗论就是一种“陌生化”诗学思想。“新奇”作为一个诗学范畴,其内涵和外延都比“陌生化”要大、要广泛得多,在某种程度上,“新奇”本身就容纳了“陌生化”这一范畴。这里将“新奇”诗论列入“陌生化”思维模式的发展过程中,只是想说明以下两点:首先,“新奇”诗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陌生化”诗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进行通约对读。在讨论“陌生化”诗学思想在西方现当代诗学中的继承时,也是本着这一思路进行论述的。其次,“陌生化”理论虽说是由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所提出,但我们倾向于认为,在西方文艺美学史上,“陌生化”诗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俄国形式主义只是“陌生化”理论的成熟阶段,而西方古典诗学中的“新奇”诗论则是其理论形成的前奏。

第一节西方古典诗学中的“新奇”诗论

在西方文艺美学史上,第一个对“新奇”进行论述的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他在《诗学》与《修辞学》中说:

给平常的事物赋予一种不平常的气氛,这是很好的;人们喜欢被不平常的东西所打动。在诗歌中,这种方式是常见的,并且也适宜于这种方式,因为诗歌当中的人物和事件,都和日常生活隔得较远。[33][P90]

一切“发现”中最好的是从情节本身产生的,通过合乎可然律的事件而引起观众的惊奇的“发现”。[34][P650]

使用奇字,风格显得高雅而不平凡;……所谓奇字,是指借用字、隐喻字、衍体字以及其它一切不普通的字。……这些字应混合使用,……可以使风格不致流于平凡与平淡。[35][P657]

亚里士多德强调语言与情节的“惊奇”、“不平常”和“奇异”,认为通过这些艺术手法,将平常熟悉的事物变得“不寻常”,变得“奇异”,才能使“风格不致流于平凡与平淡”,使观众有“惊奇”的快感。观众也正是在这种“惊奇”的“发现”之中,得以超越日常的习以为常的知觉经验,产生出乎意外的新颖美感。

古罗马美学家朗吉*斯(Longinus)从“崇高”的角度出发,对亚里士多德的“惊奇”诗论进行了补充。他说:“诗的形象以使人惊心动魄为目的”,“凡是使人惊心动魄的总是那些奇特的东西。”[36][P147]所谓“奇特的东西”,就是陌生的东西。在朗吉*斯看来,这种“奇特”的陌生东西是崇高感得以产生的重要因素。观众对美的欣赏也是以获得陌生、奇特的感受为旨归。因为“一切日用必须的事物,人们视为平淡无奇,他们真正欣赏的,却永远是惊心动魄的事物。”[37][P147]

16世纪意大利美学家马佐尼(Mazzoni)在亚里士多德“惊奇”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诗学理论观。在《神曲的辩护》里,他认为,诗应具有“不平凡的故事情节和思想”,[38][P200]它的目的在于引起读者的奇特感受:

诗人和诗的目的都在于把话说得能使人充满着惊奇感,惊奇感的产生是在听众相信他们原来不相信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诗的目的在于产生惊奇感。[39][P201]

马佐尼强调诗的目的在于产生陌生的“惊奇”感,即打破读者的前在的期待视野,将一种与众不同的、超脱日常经验的陌生前景置于读者面前,从而不断推陈出新,不断给人以新的强烈震撼。当读者感受到某种事物的不合常情或偏离某种正规的传统轨道时,身心会产生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情感冲击,从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审美享受。

17世纪意大利美学家缪越陀里(Muratori)从对诗歌美学的研究出发,提出了“新奇”这一概念。他说:“诗人所描绘的事物或真实之所以能引起愉快,或是由于它们本身新奇,或是由于经过诗人的点染而显得新奇。这种(发见新奇或制造新奇的)功能同时属于理智和想象。”[40][P49]缪越陀里强调“新奇”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发见新奇”与“制造新奇”的统一。其中“发见新奇”是从客体本*方面入手的,而“制造新奇”则是强调要发挥主体的能动*。这就从主客体相统一的角度对“新奇”进行了理论上的补充。

17世纪英国文学评论家爱迪生(Addison)从审美趣味方面对“新奇”进行了论述。在《论洛克的巧智的定义》中,他说:

凡是新的不平常的东西都能在想象中引起一种乐趣,因为这种东西使心灵感到一种愉快的惊奇,满足它的好奇心,使它得到它原来不曾有过的一种观念。……就是这个因素要求事物应变化多*。[41][P97]

爱迪生第一次从审美趣味的切入点论及了“不平常”的日常事物所引发的陌生美感。同时,他认为这是一种“愉快的惊奇”,则是从心理学美学角度着眼的,从而使其理论进入了审美心理的层次。

“新奇”诗论发展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主要体现在德国古典美学家黑格尔(Hegel)和浪漫主义诗人的表述中。

在《美学》和《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多次论及“惊奇感”问题。他说: